第586章 第586节 (1/3)
然后是革命干部的培养。
把解放军部队看成是培养干部的学校。要让解放军部队成为工作队。
紧接着就是党的工作重心要战略转移。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如今,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然而这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
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中共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然后是党接下来的基本国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政治上分析革命胜利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所以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
经济上认为接下来新中国会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混合的情况。不过对于接下来的经济政策,会议上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外交上要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也是中共在全国大会上第一次明确自己的外交政策。
不过会议上,对于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是区分的。
伍豪去了苏联拜码头,整体上是成功的。中国和苏联总共达成了三笔贷款,一笔贷款用于购买那些旧机器,一笔贷款用于购买那些旧武器以及苏联帮助中国组建空军、海军、装甲部队等等,最后一笔贷款是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十四项工厂建造。全部贷款下来,超过六亿卢布。
会议代表对于大方针是同意的。
然后是讨论具体的一些东西。
开始出现各种分歧。
第753章 各项政策的正规化
“党的会议要正规化。”
七届二中会议中央酿已久,只不过中美在青岛突如其来的冲突导致中央把精力都放在了战争当中,所以才拖延到现在。因此各地方干部为了这一次会议准备了许久。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就像是古代那些读书人想要科举登科,然后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一样。
现在新中国要成立。
不管是中央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除了隐晦的“加官进爵”的想法之外,更多的是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都想要在新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因为有足够的时间,所以他们都准备在这一次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主席的报告,是指出了大方向,指出了党的指导精神。大家讨论主席的报告,之后,七届二中会议的主要议程其实是结束了。因为这一次会议主要目的就是为接下来的工作制定方向。
剩下的时间当中,讨论某些代表的具体提议。
任培国代表党的组织工作提出建议。其实这个建议是华北局提出的建议。为了迎接七届二中会议,各个地方局都按照小组模式进行讨论。
华北局这边一直推行的就是各方面的正规化。
各种规章制度要制定的明明白白。
聂帅、董必武都是支持的。
小组讨论之后,有些是华北局干部自己在会议上提议。有些则是需要和中央领导讨论。任培国对于华北局提出的建议非常感兴趣。
和聂帅讨论之后,最终在这一次会议上提出。
“战争年代,我们党好多次会议都无法正常举行。我们党自从成立以来,党的会议时间一直是比较乱的。一大、二大、三大,都是一年召开一次。
后面四大、五大是隔了两年,六大又是隔了一年。
后面的七大直接就是十多年之后。我们这一次召开七届二中会议和七大又隔了三年时间。这都是无奈之下的选择。但现在情况出现变化,全国革命的成功近在眼前。我认为以往影响我们无法正常开会的因素都已经消失。因此我们党的中央会议应该要正规化,会议时间要固定下来。
“我提议,以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是隔五年一次。而这五年之内,每一年党中央都应该召开一次会议。就如今年召开了七届二中会议,明年就召开七届三中会议,后年召开七届四中会议,大后年召开七届五中会议就这样。然后再召开八大会议,之后继续这样,八届二中会议、三中会议,五中会议之后就召开九大会议。”
“每年的会议,总结一年的工作,总结成绩和失误。根据情况进行一些小的调整。然后每五年对于政策进行检讨,也调整我党的战略。
党的会议正规化,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在很多干部看来就是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