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第13节 （2/4）

没别的原因，老师比较有名。

鲁迅现在还没有常住上海，“老巢”仍然是在北京。不过复旦大学请了鲁迅来讲三天的课，鲁迅看在三百大洋的份上就来了。

“鲁迅先生，您在《呐喊》的自序中说，‘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可为什么您觉得小说与艺术的距离很远呢？”

陈天衡举手提问。

“这是今日文艺界的一种普遍认识。既然我写了这些小说，结集出版，与其在出版之后被文艺人士们评价为‘此物与艺术相距甚远’，不如我在序章上便先这么写，让他们无话可驳。”

课堂的一众学生笑了。

陈天衡：“我觉得，小说、故事这种文学形式，比诗词歌赋有更广泛的受众，而它能承载的作者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信息也更丰厚，所以未来恐怕小说故事会占据文学作品的绝对主流。”

“其实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无论从作品的字数，还是作品数量，小说都是最大的一个。小说月报，每个月那么厚一本。一篇短篇小说，数千字洋洋洒洒，你们见过有这么长的诗吗？郭沫若写的除外。”

“鲁迅老师，我看小说，除了《小说月报》，我还经常买《故事会》。”

陈天衡身后，一名学生提问。

这，故事会的读者？知音呀！

“噢？陆小明同学是吧。你怎么评价故事会的呢？”鲁迅停下了手上的动作，注视着这个复旦学生。

“我觉得故事会比《小说月报》好看多了。”

鲁迅用手指着教室门口：“小明，你，出去。”

……

“先云？你怎么也来了？现在才下午三点。”

第一节课上完，休息间隙，蒋先云垮着个书包钻进了教室。

“我也没参加书记处的会议。”蒋先云摊手，“我把文案准备好，然后陈独秀书记思考考虑，犹豫了很久，告诉我说，还是不要出现在会场了。估计今天的会场辩论会很激烈。”

陈天衡：“那岂不是毛委员一个人和他们辩论？”

“应该是吧。不过李达蔡和森应该是站在毛委员一边的。对了，还有件要紧事。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听说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事之后，想了解一下最近这一系列农民运动的情况，所以，明天晚上，他要听毛委员、我、你三个人的详细汇报。”

陈天衡：“还是书记处全体的会议吗？”

“不是，只有我们三人，加上鲍罗廷和他的翻译。”

第22章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拉脱维亚犹太人。码头工人出身年参加革命年曾追随流亡瑞士的列宁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7月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身份来华。

鲍罗廷从苏联远东地区沿中东铁路进入中国后并不是直奔国民党的革命中心广东，而是先到奉天与张作霖会晤，继到北京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然后到上海。

他昨天出席了中央的书记处会议，在会上对毛润之几个月前的湖南农民运动以及他提出的农民暴动构想发生了兴趣，于是今天单独见湖南农民运动的参与人员，是想多了解一些信息。

毛润之主讲。他把湖南前段时间进行的围绕衡阳地区的农民运动简要介绍了一遍，说到农民运动最高峰的时候已经获得几十万农民的支持，衡阳甚至成了一座孤岛，距离农民暴动只差一步。

几十万农民的数字让鲍罗廷略产生了兴趣，但随后他又表示，农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自私、目光短浅，无法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在苏俄，革命胜利后，农民已经成为革命的阻碍，甚至是走向反革命，成了被专政的对象，”鲍罗廷说，“苏联红军前不久就对一大批反革命的农民和农庄进行了镇压。”

毛润之：“中国不是俄国。虽然我没有去过俄国，但两个国家国情不一样，不能事事都按同一个标准判断。况且，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苏联红军出动去镇压苏联的农民和农庄，这件事是非同小可的。”

陈天衡：“1861年，沙俄进行农奴制度改革，农奴解除与地主绅士的人身依附关系，并可以49年还款的赎买方式获得一份土地，成为自耕农。当时在沙俄的平原地区，农奴每人可获得10俄亩的耕地。”

“10俄亩折合163亩，人均163亩土地在沙皇眼里只是施舍给农奴，让他们成为自耕农的‘俄国平均线’。但在中国，人均163亩土地已经是地主了，在湖南算大地主，在北方也算中到大型地主。鲍罗廷同志，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他们所看到的农民，是德国的自耕农、沙俄的自耕农，他们是依据所看到的这些，做出的对农民的评价，这不适用于中国。”

毛润之：“中国的国情是，满清灭亡、民国建立的过程没有大规模改变土地兼并的状况，没有彻底改变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因此现在的中国，清以来极度的人口膨胀与王朝末年极度的土地兼并相交，绝大部分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农民以雇农和半自耕农为主，什么农民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他们本就几乎没有财产。”

蒋先云：“衡阳周边，在湖南农村中属于农业条件中等偏上，但这里的农民依旧非常困苦。贫雇农租种地主的土地要支付高额的地租，甚至每个农民能从地主那里租到的土地都非常少。在岳北村，农民只有春耕和秋收时段才能敞开肚皮吃米饭，其余的九个月只能喝粥或者以玉米红薯为食。”

“岳北村以南几里路，有一个建在山麓的农村，那里的农民交完租子之后，每人每年只有53公斤稻谷，折合35到40公斤大米。那里的贫雇农不仅没有自己的土地不动产，也几乎没有其他的货币和实物财产，大部分时间处于饥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