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第38节 （1/4）

《国民革命》杂志社。

“诸位好，我来啦。”

陈天衡走进编辑部。编辑部的主编是国民党官员，编辑缪斌、杨引之、冷欣、杜从戎，这些陈天衡其实在黄埔军校都打过交道。

“戴主任的指示，”

陈天衡一副得了最高指示的走路发飘做派，说道：

“戴主任说，政治是需要格调的。戴主任还说，陈天衡你必须给杂志交一篇文章，以提升政治的格调。”

缪斌：“啊，陈，陈营长，那是当然，您的文章我们肯定是刊发的。只是不知道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

“当然是符合贵刊宗旨的文章，但我要提前说一句，这可是我花了很大的心血，你们可不许乱改哦。”

“陈营长，就别卖关子啦。”

陈天衡掏出几页手稿：“在这。我花了很长时间，除了苏俄的零星报道，还有在1921到1923年芬兰、挪威的报纸，综合了十几分亲历者幸存者的访谈写成的。”

……

《国民革命》的第三期出版了。

那些下三滥的摸黑段子仍然在，但是被挪到了杂志的后边。

第三期的主打文章是：

《喀琅施塔得水兵暴乱始末：对苏维埃的第一次拷问》

“1920年秋，苏俄将白匪军逐出了俄罗斯的欧洲部分。但是，在内战中获得了决定性胜利的苏维埃政府依旧面临着严重的内外问题。”

“苏俄经济在过去的战争中遭到破坏和混乱，而当时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强行征收农民所有的剩余粮食）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在白匪军不再威胁地方后，农民愈来愈对负担沉重的农业征收政策不满。”

“但城市的情况比农村糟糕得多。严重的食品配送问题导致城市居民陷入“饥饿配给”年初，彼得格勒钢铁生产的工人每天只能收到800克黑面包；普通体力工作者600克，其他工人400克甚至200克。”

“1920年底，由于白匪军的敌对行动逐渐停止，喀琅施塔得的士兵和水兵们第一次获得了休假，得以回到他们的家乡——农村或者中小城市。而他们面对的，是饥饿配给的城市和强制征收粮食的农村。”

“1921年2月26日，并排停靠在冰封的喀琅施塔得港的‘塞瓦斯托波尔’号战列舰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的船员召开了紧急会议。他们决定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彼得格勒，了解城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工人们罢工的原因……”

……

“我勒个去，孙文主义学会怎么搞了个大新闻？！”

这一期的《国民革命》的冲击效应有点过于强烈。

文章超长，满满四页纸。

和杂志以前的喷子、谣言集合的口水文不同，这篇文章就是把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从头到尾细说了一遍，甚至都没有刻意煽动什么情绪。

然而这足以让不少黄埔学员和教官发颠。

首先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以及比较倾向孙文主义学会的人，看到这篇文章如获至宝，马上从文章衍生出各种各样的观点，用来向苏俄、苏联发难。

这些低层次的会员当然是喷口水，而高层次的则饶有兴趣地把这作为论据论证苏俄的政权有多不合理。甚至右派大佬胡汉民都因此而评价，说‘喀琅施塔得暴动就是苏俄咎由自取’。

甚至胡汉民还饶有兴趣地打听，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在过去几年苏俄的报纸杂志中鲜有报道，好像就根本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这篇文章是怎么搞到这么详细的信息的？哦，原来暴动被镇压后有部分水兵和军官逃到了挪威和瑞典，他们接受了当地报纸的采访啊。

然后，苏联教官颠了，满世界打听这个署名“李问”的作者到底是谁。结果《国民革命》编辑部以“此乃作者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回答。

再然后，青军会的普通会员、倾向共产主义的外围组织也全体懵逼了。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学员一样，青军会这边的外围组织也根据文章开始各种辩解。

只不过，青军会的会长蒋先云、副会长陈天衡、陈赓并没有在懵逼的行列。

现在青军会都在期待着《青年军人》给予有力反击。

（陈赓现在还没出院）

“现在青军会的会员以及外围学员都形成观点了吗？”还是在广州城内，只有三人在场的时候，陈天衡问蒋先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