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第132节 (2/4)
“报告!军长,总指挥部通知,军委有重要会议,请尽快赶回长沙。
甘街钟
陈天衡从长沙郊区赶回长沙,陈独秀、毛润之、邓演达已经在等了。
“今天,南京汪精卫主席向我们喊话,”陈独秀说,“他向我们倡议,进行和谈。”
“汪精卫刚把呼吁和平的唐生智撤掉,然后他自己提出了一个和平方案?”陈天衡说,“汪精卫的和平方案有什么具体条款?
邓演达:“双方休战。允许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在湖南建立政权。但江西湖北我们建立的政权必须撤退。准备整编全国军队。我们允许保留第一军和第四军两个军。
陈独秀:“在你来之前,我和邓演达同志讨论过这个问题,基本上,汪精卫提出的这个要求,我们没有答应的可能性。
“我们肯定是不能答应的,"陈天衡说,“但是!陈总书记,邓主任,我想到了一件另外的事。汪精卫的这个和平倡议,可能会让他在南京政府内部遇到严重的权力危机,甚至是遭到弹劾。”
第一百一十六章,林彪,哪里跑!
湖南省第一师范。大礼堂。
湖南一师是本位面陈天衡的母校,也是在座的毛润之、郭亮、陈望道……好几个人的母校或者曾任教的地方。
对于汪精卫主动提出的和议,中央军委的讨论是不够的,还需召开在长沙的中央扩大会议。好在此时就算汪精卫不想和议,国军短时间也打不下长沙,中央因而可以从容地在8月2日开会讨论这件事。
“五月南昌起义以来,全国均十分关注湘鄂赣地区的战局,呼吁和平的声音也早就存在,且越来越高。汪精卫之前对呼吁置之不理,现在终于醒悟过来提出和议,我们是一定要予以一个回应的。”
李大钊是今天会议的议主持。
“只是这回应该怎么回,是需要开会讨论的问题。我们需要理清两个问题:一,汪精卫以及南京政府是真和平还是假和平;二,我们有没有必要与南京政府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把这两个问题理清并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定下我们回应的基调。
陈独秀不是会议的主持,因为会议主持得由一位中立的人担任,而他持坚决反对和议的观点。
我觉得没有必要与南京政府和议,南京政府也不会真心与我们和平。汪精卫现在已彻底叛离革命阵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建立自己的革命政权,经营这个政权,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打倒这个反动政府。
陈独秀是这个观点,还是得打,走南方根据地路线,毛润之、陈天衡也都是这个观点。不过参会的代表还有其他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和议可使革命政府可获得一个和平环境,这对现在的队伍来说太重要了。
另一种意见也不认为和议能成功,但革命政府要做的不ぢ田是建立南方根据地,而是进击武汉,然后顺长江而下攻取南京,…夺取全国革命胜利。
陈天衡:“彭述之同志,请问我们如何以4个军打败50个军?"
彭述之:“在湖南湖北江西征兵,这些地区有几千万人口,占领武汉后我们又能拿到汉阳兵工厂,人有了,枪也有了,征兵足够组成40个军,这不就是全国革命的高潮吗?
陈天衡:“我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说。首先是现在我们占领的湘赣边界,征兵三万已经到了根据地的人力极限;其次,赣南根据地是两万二千人,也到了极限,这是两个根据地的负责人郭亮、夏明翰所撰写的报告中明确提到过的。而湘中南部农村,我们刚刚完成政策反省和调整,在重建基层政权之前,农民见了我们就骂就砸石头,征兵是一个兵都征不出来的。
“至于汉阳兵工厂,自清未建立,到今天持续开工了几十年,它生产的枪炮甚至还不足以武装以前国内的几十万军阀部队,军阀所用的枪炮绝大部分是进口或其他兵工厂生产的,何德何能给40个军提供枪炮弹药?彭述之同志,武汉不是鲁尔区。
彭述之:"但无论是以现在的湖南江西作为根据地,还是将来打到广州去,这种偏安的政权都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革命必须得一鼓作气解放全中国,否则就会失败。
毛润之:"工农武装割据怎么就注定要失败?中国历史上,武装割据,继而夺取政权的事例数不胜数,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刘邦?不如朱元璋?"
彭述之:“只在全国一个或者几个省建立政权,而其他部分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那这个政权最后注定会被资产阶级腐蚀掉,再被南京政府消灭。
陈天衡:“我看不出来不说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有什么必然性。为什么是红色政权注定会被资产阶级腐蚀掉?为什么不是我们政权反过来去影响反动派统治的地区,由我们来演变他们?"
“呵呵,呵,"彭述之笑道,“演变他们是不可能的。”
“我来解读一下你的话,"陈天衡说,“我觉得你没有把话说完。你说我们的政权会被南京政府消灭,这句话是很明确的。但“注定会被资产阶级腐蚀'这句话又明显站不住脚。我想,彭述之同志,你真正想说的是:红色政权最后都没法搞好,只会越搞越糟,然后被资产阶级政府推倒。要避免这种情况,只有先下手为强,消灭对方,这样就没有参照系了,人民也就不会意识到我们是在越搞越糟了。”
彭述之:“不,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就提到的。
陈天衡:“所谓的提到只是只言片语,这一整套理论的创造者不是马克思,是托洛茨基。我可以很肯定地说,托洛茨基也一样,他脑子里也是这些'想说但说不出口’的话。这种极端鼓吹斗争的、不正常地冒进的理论,背后绝对隐藏着一颗失败主义的内核。”
隐隐出现的托派倾向倒是没成什么气候,很快被毛润之陈天衡掐灭了。
但是主张真心和议的同志也不少,其中的领军人物是一大代表陈潭秋。
“广东在地理上是比较有利的,但广东是全国反共势力最顽固的地方之一,不仅城市反对我们,农村也在激烈地反对我们,”陈潭秋说,“我们大老远地打到广东去,遭遇的是遍地的反抗,还不如在现在我们所呆的区域经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