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章 第257节 （2/3）

再后来的联产承包单干，也不是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可以算得上社会主义的某种尝试，但是失败了，后来走上了“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更加渐行渐远了。

那么，在封建中国的广大农村，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呢？

在袁项城看来是可以的。

什么是社会主义，标准有许多，而且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什么生产力高度发展、国家的消亡、市场经济的消失等等。

但无论哪种流派，大多都认可公有制、国有制存在的意义。

袁项城认为，对于此时的中国来说，其他东西都太过遥远，只有土地公有制，是最契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式。

而古代中国，恰好有那么一个天然的组织，其运行的根本，就是土地公有制。

这个组织，便是“宗族”

宗族是一九个天4然载体，如果能对宗四族加3以改造，变五封建的传统的“宗族”为红儒会领导的农民“新宗族”

将所有土地都均分，但却并不分到百姓个人手里，而是分成“新族田”，每人都有一份的族田，但却不允许买卖。

因为是族田，所以一旦出售，就会受到宗族内其他百姓的制裁。

这个“新宗族”可以是同姓宗族，但更多的还是异姓宗族，战友之间，同窗之间，同乡之间都可以是同一宗族。

族田，可以是族田，也可以是新开垦的国营农场。

将“新宗族”变城农民社会主义的最小构成单位，而“新族田”就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尊儒、敬祖、教化百姓的物质源泉。

红儒主义，在袁项城构想中，就是一个必须依靠农民，也只能依靠农民，才能取得成功的东西。

19世纪末，工人还不成气候，指望工人能给红儒会多大的支持，那完全不切实际。

即便是几十年后的民国，也是农民占据绝大多数，后世的党要不是为了获取苏联的支持，也不会把工人和农民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1930年代，天平的两端，一个是300多万的工人，一个是3亿9000多万的农民。

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中国，到底是发动工人占领大城市的路线成功了，还是发动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成功了呢？

工人，可以作为事业扩大后的助推器，但根子上，还是要以农民为重。

这便是穿越以来，袁项城一直探寻的救亡之路。

儒学思想与马恩主义相结合，到底要结合什么，不能盲目套用。

教员当初^贰yL索：能成功，就是结合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借助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中认为的“最反动保守阶级之一”的农民阶级的力量。

可此时，是1895年，套用30年后世教员的路子也不见得就对。

首先，中国的自然经济并未大规模解体，依旧顽强的生存着。

也就是说，封建力量依旧强大，不可以硬碰硬。

其次，外部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权作为依仗，若要进行“打土豪抄家-给农民分田-再收田办公社”这三步走方法，太耗时间，也太过于教条化了。

所以，目前在人地矛盾极为尖锐的内地，想要进行变革，最好的方法就是移花接木，借封建旧宗族的血肉，生长社会主义新宗族的躯体。

化3步为一步半，先将所有土地都变为“族田”，等天下皆为族田，再把族田耕种权分给百姓。

“那蔚亭，你的意思是？”张謇听完后，缓缓问道。

“既然你们都担心自上而下的分田，会激起民变，那就自下而上！”袁项城眼神锐利，冷笑道：

“让百姓们自己闹起来，把自己族中的田产给分了！”

“分本族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