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4章 第264节 （3/3）

鲁豫二省在后世能成为户籍人口大省，颇有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感觉。

而这种人口与经济不匹配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后世开放之前。

在总设计师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后，江南一带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借助地利发展经济，而人口也开始逐步从内地向沿海聚集。

被战争、制度等各种原因中断了将近100年的经济重心南移，才再次启动。

江淮之间水网密布，又毗邻长江入海口，完全可以作为上海的广大腹地。

而袁项城要做的，无非是加快这一过程，重塑江淮的秩序后，让各个社会要素去到他最应该去的位置。

战事平息后，在袁项城有意鼓动下，安徽各地农民纷纷拿着五花八门的田契报官。

红儒会目前没有那么多人手用于农会工作，即便算上东北民政学堂的每年几百个毕业生作为补充，平均到每个镇往往只能有一个人。

故而“划分族田”一事，便只能先在国防军驻扎的军事城镇周围开展。

首先便是老做法，将无主荒地收归国有，拿不出地契的统统划做公田，招募失地农民，在农会统一组织下耕种。

这些公田，也是变相“族田”的一种，有的分给驻地国防军，有的留作农会直属。

至于有主的田地，则是另一种做法。

有地农民拿着不知道哪来的田契说某某块土地是自己的。

收到消息的地主连忙赶来，说农民满嘴胡言，这块土地明明是自己家的，并且拿出另一份经过满清朝廷用印盖戳的田契。

当地农会人员早就得到指令，根本无需分辨双方真伪，直接宣布土地有争议，划为族田。

即便当地没有族田这种传统，农会人员也会造出一份族田，再把田契纠缠不清的土地统统划进去，当作双方共有。

农民对此自然是拍手叫好，无不欢迎。

而这一切，都源于万恶的地租剥削。

江淮地带农业历史悠久，所以地租收取也名目繁多。

仅常见的地租项目，就分为了钱租，货租两种。

所谓钱租就是交货币，交银子来缴纳地租，货租则是交粮食、布匹等。

这其中货租则是又分为定额租和活动租。

定额组就是每年必须缴纳的粮食，无论灾荒必须分文不少；活动租则是遇到灾年，农民向地主求情后可酌情减免。

除此之外，还有“押租”，也就是说农民想要耕种土地，还要给地主交押金，押租制度出现后，金额就不断攀升，在清末甚至能达到一年地租的3-5倍。

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地租就分为了至少4种。

在各种各样地租的盘剥下，农民每年的100份收成，要被地主拿去6-70份甚至更多，地租高达6-70％。

农会划分的族田，真正做到了田共有，地同耕。

族田交的地租更低，严格执行关外已实行多年的“四零减租”

即便有些土地归属明确，但有农民眼红低地租，不知道上哪伪造了一份田契，强行把本属于地主独有的田地，变为了大家共享利益的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