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4章 第424节 （1/4）

她觉得,哪怕延安的女性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女性过得更加幸福，她们也依旧遭受着各种各样的非议和“无声的压迫”...

从客观上来讲，这篇文章里指出的一些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无论是首长们爱跳舞、换老婆还是没文化,或者对女人们讲闲话;

这篇文章里，丁玲要求女人们"动脑子、下吃苦的决心"之类的话语，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是男人女人都应该学习的;

然而，丁玲的视角只集中在女性本身，盲目地要求男性对女性让权,要求"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而非苛责女人本身，却完全忽略了当时的社会大背景。

当时,摆在全体中国人(尤其是中共)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抵抗侵略、是建立稳固政权,而不是把男女这点问题拿出来大书特书;

为了达成活下去的目标,中共必须广泛动员和组织乡村民众，且必须依靠乡村男性农民作为军队主要作战力量和基础核心;

中共乃至整个中国都处在抵抗日本侵略者最艰难、最残酷的时期,冲锋陷阵、战死沙场的大部分烈士都是男性;

这时候搞什么“妇女解放运动”，鼓励女性去反抗男性，无疑会导致相对保守的乡村男性农民的不满,进而引发乡村矛盾，影响抗日和夺取全国政权的主线。

事实上，当时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部分妇女工作者只会盲目喊口号，一味地偏袒女性甚至鼓舞打压男性,导致有男性受不了这“倒反天罡"愤而投敌去了。

基于这种局面,在面对男女性别问题时,中共（包括诸如蔡畅、邓颖超等中共女性高层)做出的选择是:

只鼓励妇女积极参与经济生产活动、承认她们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贡献,但对于“把妇女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口号则保持沉默。

这样一来,妇女们会积极地参与后方生产劳动，为革命做贡献,而更多的男性就可以解放出来,扛枪上战场打击侵略者和反动派。

换言之,让妇女参与经济生产，通过经济生产的活动取得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再慢慢过渡到政治权利等更"高端"的方面来完成妇女解放。

用教员的话说就是:

“提高妇女在经济、生产上的作用，这是能取得男子同情的，这是与男子利益不冲突的。从这里出发，引导到政治上、文化上的活动，男子们也就可以逐渐同意了。”

可以说,当时的中共已经是个比较成熟的政党了，这种做法,现实、有用又不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冲突，也是藤原兼实现在采取的策略。

然而，丁玲压根儿不管这些，她满脑子只有"妇女解放”，轻率地要求男性让权给女性,要求女性全面解放，试图解构这种最适用于当时国情的男女关系的结构。

不仅如此，丁玲的这篇文章还戳穿了两件事，刺痛了不少人:

1、某些领导干部打着“老婆太落后"的名义换老婆，逼得许多妇女为了不“落后"而吃避孕药(免得怀孕“回归家庭"而被视为“落后")等等;

2、某些女人一边享受着嫁了首长们而获得的各种优待(如专职保姆、每月二斤肉、吃小米等等)，一边私底下骂自己的丈夫是"土包子""。

结果就是:

李德胜等中共高层觉得,丁玲完全没有任何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把一些各方默契的事情硬生生逼到了不得不公开讨论的地步，引发了不必要的矛盾;

指战员们觉得，自己在前方流血牺牲，后方的女人一边享受着自己的保护和军属优待甚至拿着"烈士津贴”，一边骂自己是"土包子"、嫌弃自己没有“艺术修养";

某些首长们觉得，丁玲你他妈diss我家里的事情是不是他妈的闲得乳酸，老子结婚离婚关你他妈的屁事，多你妈逼的嘴呢!

小仙女们觉得,那些话、那些事大家自己私底下说说就得了，有时候还是开玩笑、不能当真,你怎么公开发出来了!

换言之，丁玲不仅破坏了中共的整体战略,打击了广大指战员的作战和生产积极性,得罪了不少首长们，又拆穿了很多小仙女们的阴私...

于是乎，以贺龙元帅冲到丁玲住处将其痛骂通为开端，铺天盖地的批评铺面而去，逼得她不得不做检讨，也为她建国后挨整埋下了一部分伏笔。

一年后,蔡畅大姐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文章《迎接妇女工作的新方向》时,还不点名地痛批了丁玲一顿,可见她那篇文章影响之恶劣。

(当然,丁玲挨整的导火索不止这个，和康生一样,都是隐瞒了被捕脱狱期间的一些事情比如给国民党写纸条、接受津贴补助之类的)

(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应付，这事儿她在1940年政治审查被人问到时坚决说没有,结果铁证如山纸条后来被人翻了出来,周扬靠着这件事压得丁玲几十年不敢蹦趾)

(文革结束后，丁玲一辈子都想把自己的名誉恢复到1940年政治审查之前,但党中央始终没有答应,就可以看出问题了)

怎么说呢?

相比较后世那些真·废物小仙女,作为第一个跑到延安参加革命、跟同志们同吃同住、在一线战斗的名作家，丁玲无疑不能算是“性别叙事狗”;

但她身上固有的问题一直脱离不了—即脱离现实、脱离群众导致的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非群众观点的小资产阶级作风。

在这方面，就跟某些在B站叫嚣"酒歌的小说都是没有任何文学素养的垃圾所以喜欢它的读者也都是不懂文学的垃圾"的废物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