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第34节 （4/4）

田均一道：“那就改名为牌照费，事实上按照法理，列强也只能对关税提出抗议，不能对我国国内的消费税横加干涉，那是宗主国对于殖民地的权力。”

张之洞终于点了点头说道：“那么这事你也写一个详细的条陈上来吧。我回去后好好参详参详，会尽快给你一个答复的…”

当天晚上，田均一召集了汉口的劳工党成员进行了一次会议，主要是对建筑长堤工程的一些经验做了总结，在大家各自发表了自己的亲身体验之后，田均一做了一个总结道：“从这一次的长堤修筑过程来看，临时雇佣来的农民和长期出卖劳力为生的劳动者之间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的。

前者只是想要赚一些外快，他们的本业还是农民，因此对于短期的打工只要有些收入就认为是赚到了，他们的心思主要还是放在家里的田地上，因此并不愿意在外头惹事。简单的说，就是这些农民还有退路，因此拒绝为了一份短工去反抗压迫。

但是后者是没有退路的，他们的生存就是依赖于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因此假如被压迫的狠了也就危急到了自己的生存。因此后者愿意反抗不公正的待遇，追求合理的用工制度和用工报酬，假如能够给与他们一个稳定的组织，那么他们就会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们想要劳动者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就得先有一支足够数量的职业劳动者，因为只有足够数量的的职业劳动者，我们才能在这座城市中压倒反革命的势力，从而夺取对于这座城市的控制权。

当前阻碍我们把这些职业劳动者变为革命力量的关键，不是满清的朝廷，而是混迹于职业劳动者之间的会党分子。这些人虽然有初步的反抗压迫的意识，但是他们并没有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意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员反而变成了压迫劳动者的一员。他们有破坏力而无建设性，是我们第一个需要打倒的敌人…”

在此之前，劳工党内一直都有两条革命路线的争论，一条是以长江沿线各口岸城市作为革命基地发动革命。另一条则是林信义提出的，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利用土地改革聚拢人心打倒控制农村的地主阶级，最终取得对于农村的控制权力，然后凭借农民的力量推翻城市中的清政府力量。

鉴于林信义此前做出的判断的正确性，一开始劳工党内的领导者都是支持这一路线的，但是后加入的劳工党成员其实是反对这一革命路线的。双方一直争执不下，直到这一次田均一等人亲自参加了长堤建设，并根据这大半年来对于农村的调查报告进行对比，田均一这次不得不接受了同志们的主张，就是以农村为革命中心，在当前是不适合的。

理由可以谈上许多，但归根结底就是两条，农村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破产，农民现在还活的下去，数千年的儒家驯化教育异化了农民，让这些农民几乎失去了反抗精神，只要老爷们愿意在灾荒之年借口吃的，老爷们就是恩人，自己穷是自己命不好，别人穷是因为别人懒。

过去田均一这些地主阶级的一份子对于农民的逆来顺受是漠视的，认为这就是同人不同命，正因为这些人的愚蠢，才需要他们这些读书人来领导，这就是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等到他们的思想转向革命的立场之后，立刻就发觉了农民的愚昧、懦弱和野蛮，实际上正是统治阶级的有意而为之。正因为农民被地域分割成了一个个的小群体，依附于士绅地主而活，也就使得革命的思想很难传入到村子里去，而村子里的农民对于外来者是不信任的，外人和洋人其实没什么区别。

面对这样的农村，劳工党的成员们自然就认为不可能有革命的土壤。因为他们在乡村里连基本的宣传工作都没法开展，凭什么去鼓动农民去反对士绅地主？

想要在农村宣传革命的道理，得先打破当前农村的封闭状态，要让这些村子加入到社会经济活动中来，然后给他们办学校，让他们出来见见世面，了解外部世界的变化，才有可能引导乡村中的年轻人成为革命分子。

此外，以劳工党目前的人手，在城市中宣传革命，一个人可以轻易的向几十数百人进行传播，但是在乡村只能一对一，一对几个的宣传，这种宣传的效率完全不符合大家对于革命发展速度的期望。更何况，在要求党员必须参加劳动的决策下达后，这几个月里武汉的党员至少有40%退、党了，真正成熟可靠的党员比金子还稀有，怎么能随意的把党员安排去农村发动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