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第57节 (2/4)
踌躇了一下,张荫棠终于说道:“改革驻藏大臣衙门体制,这恐怕不是我能干的,这需要得到朝廷的许可才行。”
林信义道:“这就是有泰他们存在的意义,在当前情况下,张大人完全可以以他们的名义向朝廷发文,然后先设立临时体制,内地往来拉萨至少要半年以上,再让信使走慢一些,一年也就过去了。不管朝廷会怎么决定,至少我们现在就可以真正把拉萨的办事机构给建立起来了。”
张荫棠一时哑然,他突然觉得,此时的林枫倒是和袁世凯很像,两人在做事上都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只不过后者少了几分公心罢了。他心中一动,便顺口问道:“你打算怎么改?”
林信义身体略略前倾,看着张荫棠说道:“在大臣之下设立办公厅总理内外文书和印信,所有内外文书都必须经过办公厅发出,办公厅内设立机要室掌握电讯,设立档案室储档备查。
办公厅下设立警察局、军务处、教育处和宣传处。警察局不应当只负责衙门和左近的治安,而应当为推动拉萨建立警察厅做一个先驱;军务处则掌握藏内所有武装力量;教育处同样要为推动全藏的教育事业而准备;宣传处则负责把朝廷的声音、驻藏大臣的声音传达给普通藏民,并对三大寺及噶厦政府的言论加以控制,以避免出现亲英、亲俄的声音…”
张荫棠也好,吴禄贞也罢,听了林信义对于驻藏大臣衙门的改组方案也是连连点头,吴禄贞也说道:“假如这样改组,那么我们倒是不用担心有大臣和马军门他们搞什么鬼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出声的机会,除非他们离开西藏。”
张荫棠则对于组建拉萨警察厅的方案很感兴趣,因为这是最能直接体现中央权力的一个机构。此前驻藏大臣虽然有着诸多权力,但是都必须通过噶厦政府才能落实下去。当清军管束着藏军时,噶厦政府自然老实听话的紧,但是在琦善上奏革除了原驻藏兵制中,驻藏官兵训练藏兵之责后,驻藏大臣衙门对于噶厦政府也就失去了控制力。
驻藏官兵训练藏兵之责,除了能够控制藏军之外,重要的是所有的西藏贵族如果不走僧侣途径出人头地,那么就会选择从军官或噶厦政府的文职官员做起,不过后者几乎都被大贵族所垄断,普通小贵族很难从文职官员途径出头,因此有能力出头的小贵族,一般都会从军队中冒出来。
琦善革除的其实不是汉藏之间的沟通渠道,而是朝廷对于噶厦官员的影响力。是以从1857年之后,驻藏大臣下达的命令,在噶厦政府几乎越来越不受重视,连英国人都这样说,华官根本做不了主,要和西藏谈事就得找土官才行。
如果驻藏大臣衙门能够直接控制拉萨的警察厅,那么也就能够恢复一些对于噶厦政府的控制力了,毕竟大多数贵族都住在拉萨,前藏最有势力的三座寺庙也在拉萨,控制了拉萨也就等于控制了前藏地区,西藏也就没什么可闹腾的了。
在三人讨论着对于西藏的改革事务时,7月14日,英国准将麦克唐纳带着2000英军从江孜出发向拉萨进军了。其实,伦敦并不希望英印政府在西藏问题上走的太远,现在的伦敦更加担心大清帝国轰然倒塌四分五裂,从而便宜了俄国人。
假如现在大清帝国崩溃了,那么俄国人就会得到新疆、外蒙古和满洲地区,甚至还可能进军中国西北地区,而英国却对此无能为力。因此伦敦三令五申,要求印度总督寇松勋爵不要让英印军队越过江孜进去拉萨,避免造成一种连锁反应。
第196章 春都大会
现任的印度总督寇松爵士是一位帝国主义者,他曾经以议员的身份周游欧亚大陆,并写下了《中亚细亚的俄国》、《波斯与波斯问题》和《远东问题》这些著作。
他代表的正是维多利亚盛世的一种代表性的政治理念,就是太阳永远不会从帝国的领土上降落,对于任何试图挑战帝国霸权的势力都应当给与严厉的打击,直到他们接受自己的失败为止。
他的政治主张是:要想维护英帝国的海外“疆界”和霸权,英国应当以印度为基地与俄国展开对中亚的争夺,并依托印度“打通远东门户的陆路和铁路”,通过海上力量保护,巩固它在远东的优势地位。
现任的英印军总司令霍雷肖·赫伯特·基钦纳子爵则代表着另一种英帝国主义,作为经历了苏丹起义战争和南非布尔战争的军官,基钦纳子爵很清楚大英帝国实际上已经开始衰弱了,殖民地民众正在逐步觉醒,而试图挑战大英帝国霸权的新势力则一个又一个的冒了出来。
因此大英帝国当前最为要紧的不是进一步同俄国争夺中亚地区,把俄国的力量从印度边上完全的驱逐出去,而是应当捍卫大英帝国的基石印度地区的安全。
两位帝国主义者除了对于大英帝国的未来看法有所不同之外,在对待当前的大英帝国的核心-印度的安全问题上,其实倒是步调一致的。因此在两人分别在印度就职之后,就开始积极的推动英印政府的一项长期国策-三个缓冲区,两个同心圆,一个内湖。
三个“缓冲区”中,第一个就是“英国管理下的西藏”;第二个是印度洋,使“印度洋沿岸的国家都在英国的控制之下,海军把守着进出印度洋的所有要道”;第三个是“阿富汗,它挡住了沙皇俄国。”
两个同心圆的内圆是:印度西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阿萨姆邦——印度东北边境的部落地区;外圆是:波斯湾的酋长国——波斯——阿富汗——西藏——泰国。
一个内湖就是英国控制的印度洋。
根据这项英印政府的长期国策,占领西藏和阿富汗就是英印政府必然会实施的军事行动,只不过之前英印政府一直都把目标放在了更为重要的阿富汗身上,所以暂时搁置了西藏问题。
但是随着拳乱中清帝国表现出的衰弱无能和俄国人在满洲的积极行动,英印政府判断俄国和清帝国已经不可能联手对付印度了,而相比起强势的俄国人,柔弱的清帝国显然更容易放弃对于西藏的控制,因此才有了这一次假借边境谈判为名入侵西藏的军事行动。
在伦敦看来,这是荣赫鹏上校擅自扩大行动,把一次边境冲突扩大到了对于西藏的军事行动。但是英印政府心里却很清楚,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行动,为了这次行动,他们不仅修筑了通往西藏的各条道路,并对锡金和不丹进行了政治、军事上的控制,以确保入侵西藏的军队在西藏边上获得安全的后方基地。
对于伦敦要求印度军队不得越过江孜向拉萨进攻的命令,寇松爵士和基钦纳子爵不约而同的都向前方下达了命令,要求驻锡金政治专员约翰·克劳德·怀特和实际主导军事行动的荣赫鹏上校,尽快的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一份协议,明确西藏和英帝国之间的关系。
正是在英印政府的催促下,刚刚夺取了江孜的英印军就忙不迭的展开了对于拉萨的进攻,甚至还没有进行一次修整。当然,在麦克唐纳准将和荣赫鹏上校看来,当下西藏的有生力量差不多已经被消耗殆尽,他们现在更担心拉萨会在他们进入拉萨之前屈服,那样将会使得他们丧失征服拉萨的荣誉。
不过从江孜出发的英印军显然要比之前松懈了很多。一方面是前段时间连续作战和在高原赶路的疲惫开始积累到了一个极限;另一方面则是在江孜消灭了大多数藏军之后,路上的袭击事件明显变少了,而且袭击者大多零散不成组织,这使得英印军开始觉得西藏已经没有抵抗自己的力量了,战争快要结束了。
就在英印军以散步的速度向拉萨进军的时候,7月15日上午,春都大会终于在罗布林卡宫内召开了。按照惯例,达赖和四噶伦是不参加大会的,会议由仲梓杰主持。所谓仲梓杰就是译仓勒空四位僧官和孜康勒空四位俗官组成的八人团体。
因此,春都大会实质上还是偏向于世俗化的,因为僧官虽然源自寺庙,但是进入噶厦政府的僧官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喇嘛,。他们其实主要从拉萨的中等阶层(富农)和夏仓家庭中产生,这些人通常只是挂名在某个喇嘛庙,其实并不是从小长到大的代表喇嘛庙利益的僧侣团体。
除了从中等阶层和夏仓家庭中录取僧官外,还有一种方式是从寺庙中招募年轻的喇嘛,称作扎恰。但是一些贵族,夏仓家庭和富农会将自己的孩子从小送到寺庙去当喇嘛,从而扎恰的名额还是被这些阶级垄断。
这里的富农指的是差巴阶层的上层,他们为贵族和寺庙承担差役,但同时也掌握了驱使堆穷、朗生阶层的权力,类似于内地的胥吏及包租人的角色。
与会人员超过了120人,代表夏仓家庭和差巴阶层的大约在60人,代表贵族、僧侣的也达到了60余人,堆穷、朗生阶层的代表一个都无,这也使得每一次的大会都成为了贵族和僧侣之间的争斗,其他阶层只是支持胜利者的决定而已。
按照道理说,驻藏大臣衙门其实也是不应当参加这个会议的,因为春都大会其实并没有什么决策的权力,它更像是上层意志通过这个会议向西藏民众澄清什么或宣告什么,它的决议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建议书呈报给噶厦和达赖,驻藏大臣乃是和达赖平级的关系,因此自然也应当不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降低了驻藏大臣的身份。
但是张荫棠提出,驻藏大臣有权监督西藏大小事务,春都大会既然讨论的是西藏事务,那么驻藏大臣衙门自然有权派人参加与会。这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要求,让噶厦政府很是惶恐,但最终他们还是接受了这一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