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第83节 （2/4）

明代，于铜罐镇一带设水驿站，名铜罐驿。此地同鱼洞、木洞并称重庆三大水驿站，是成都、云南、贵州通往重庆的必经之路，因此也被称之为川东第一大镇。

应该来说，铜罐驿镇的人见惯了往来的南北客商，一般的西洋镜是很难引起镇民们的兴趣的，但是在1905年5月27日这天清晨，镇上的人却都围在了冬笋坝上，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当太阳高高升起时，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呼道：“来了，来了，我看到冒烟了…”

人群一时轰动了起来，很快远处一个黑点朝着他们不断压来，渐渐的长出了一个钢铁头颅，身后则拖着长长的身子，宛若一条巨龙一般出现了。听着远处鸣叫的汽笛声，围观的人群一时大气也不敢出，只觉得这东西太过神奇了。

詹天佑下车时受到了群众极热烈的欢迎，虽然此地的车站只有一个竹木棚子，可是群众们即便是站在了铁路线两侧的山坡和田地里也在欢迎着他们，这人詹天佑很是感动的对身边的人说道：“谁说四川民众不喜欢洋玩意，他们只是不喜欢有害的洋玩意么。这条铁路要是没有四川人民的支持，我们怎么能修的这么快…”

刚回国不久的铁路工程师胡栋朝深以为然，重庆工农兵委员会劳动委员杨庶堪也出声响应道：“我们川人也非愚昧之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呢？那些洋人带来的东西究竟是好是坏，我们还是能够分辨的出的。说我们川人排外，就是一派胡言，难道让四川遍布鸦片，让教徒凌驾于普通民众和中国官吏之上才叫开明吗？这种开明不如不要。”

詹天佑虽然在政治上表现的比较淡泊，但此时他倒也认同了杨庶堪的主张，虽然他是主张建设要压倒政治斗争的，但今次这条铁路的建设经历也让他不得不承认，没有政治上的胜利就不可能全心全意的去搞建设。

假如按照大清官场的搞法，估计这条铁路应该还在筹备当中，不把这条铁路的利益分配的明明白白，估计是动不了工的。毕竟在大清的官场，做不做的成事不重要，懂不懂事才重要，少你一个做事大清垮不了，可你要是不懂事坏了规矩，岂不是让大家难办了么。

但是在工农兵委员会的领导下，虽然连詹天佑都觉得这种另起一套的举动确实有造反的意思，可是这委员会确实能办事啊。对于劳工党来说，不革命、不办事的人就滚蛋，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要是不服气那么就拿起武器来反抗好了。

假如说，一开始在列强和朝廷的围攻下，劳工党对地方上的绅士们还有所优待，虽然工农兵委员会掌握了地方权力，可并没有直接取消地方官府的权力，比如断案和收税权还是归地方官府处理的，工农兵委员会不过是派人进行监督而已。

等到武汉击退毅军，列强开始退让之后，劳工党对地方上的控制就开始加强了。哪怕是四川这里，三月武汉船只能开到重庆后，也开始进一步加强工农兵委员会对地方上的控制，对于那些不愿意和劳工党合作，或是反对工农兵委员会决策的地方士绅，都采取了打压姿态。

这种打压的标准也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由劳工党划出一条线，然后便以此线进行分辨地方上的士绅是否能合作。在四川，总的原则就是要不要共和、要不要经济发展。仔细一点就是要不要召开国会，要不要抵抗列强入侵，要不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不要搞经济建设，要不要打击鸦片种植和贩卖。

在这样一条红线下，那些试图打着支持工农兵委员会但依旧保持地方传统的士绅和试图天下大乱出人头地的会党首领，都遭到了工农兵委员会的强力镇压。只不过四川地区比较封闭，所以没有如南阳、信阳地区的肃反运动搞得那么的轰轰烈烈。

当然，这种镇压行动也是遭到了一些四川地方乡绅和会党的反对的。虽然这些反对工农兵委员会镇压的乡绅也许在日常生活中也对那些被镇压的劣绅表达过不满，平日也有过冲突，但是并不碍于他们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认为工农兵委员会在镇压劣绅的过程中搞了扩大化，这显然是坏了规矩的。

詹天佑虽然从小出洋，在国内生活的时间未必有在国外长，但他也知道这些乡绅口中所谓的规矩其实是上不得台面的。一言以蔽之，这些乡绅其实倒也不反对委员会正法几个劣绅，但他们所希望的正法是帮助士绅阶层剔除几个坏蛋，而不是把整个士绅的特权都给废除了。他们挂在口边的规矩其实就是一句话，“今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詹天佑其实对于这种腔调是反感的，虽然美国人搞财阀治国也未必好，但财阀至少还能搞搞建设，而这些乡绅们除了压榨农民之外，几乎对任何有益于社会进步的制度都是反对的。他们挂在嘴边的名言就是，“中国这么多人，文盲遍地都是，这些人那里懂什么民主共和，要是纵容这些泥腿子来治国，天下非大乱不可…所以中国想要安稳太平就得尊孔，就得有个皇帝管着大家…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

若是按照自己的本心，詹天佑是不想和这些士绅对抗下去的，今天的中国至少落后了欧美一百年，要是还不抓紧搞建设，哪里还赶得上世界的潮流？他可是在美国见过印第安人的头皮靴子的，也见过那些美国人把澳大利亚土著、太平洋群岛上的土著头颅当成收藏品炫耀的。假如中国不能赶上世界的潮流，那么这些印第安人和太平洋群岛土著的下场，难保不会发生在中国人身上。

但是对于劳工党能够压制住这些士绅的反抗，从而确保经济建设不受影响，他又保持默认的态度。他不想和士绅冲突是担心士绅联合起来阻扰经济建设，并不是他有多喜欢这些划地为国的土皇帝。

至于那些会党们的不满，詹天佑则没有任何同情的念头。假如说士绅中还有开明派的话，他自己也算是士绅之一，那么会党绝大多数都和犯罪有关，而且这些会党经手的犯罪勾当就没有一个是能放到台面上来说的，不管是拐卖孩童妇女、贩卖鸦片、还是打劫路人，哪一样能培养出好人来？

也就是四川这个地方实在是没办法，不加入会党连正常生活都无法保证，所以才会出现清水袍哥这种奇怪的存在。什么是清水？其实就是说我也是组织里的一员，但我不干那些下三滥的事，你也别来搞我，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镇压那些认为造反就是让他们当土皇帝的会党首领，詹天佑是难得的持正面支持的立场的。他觉得要是让这些人打着革命的名义在乡间欺压良善，这种革命不革也罢，好歹满清政府也知道要给小民喘口气好收税，这些土棍则完全把农民当成自家的牛羊了，想宰就宰。

当然，要维持这种两手都要镇压的局面，对士绅和会党的同时打压，实际上让工农兵委员会在四川处在了一个极危险的环境，大家都不愿意支持你了，只能依赖来自武汉源源不断的援助。比如修铁路这件事，假如没有武汉运来的大批物资和火车头、铁轨，工农兵委员会是怎么也完不成的。

有了这些来自武汉的资源，工农兵委员会才能为那些农村里的无产者找到新的工作，从而在地方上制造出一个支持自己的阶层。而随着火车的开通，重庆-武汉的航运路线的维持，工农兵委员会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在铜罐驿镇搭建起来的小木台上，詹天佑为重庆到铜罐驿镇的铁路开通做了讲话，“…这52公里铁路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我们不仅要把铁路修到成都，修到贵阳和昆明去，还要修到武汉和西安去。蜀道难将不难矣…”

詹天佑的讲话大受本地群众的欢迎。在铜罐驿镇吃了午饭后，詹天佑和胡栋朝、杨庶堪一起在江边走了走，詹天佑不由赞叹道：“四川的风景可真是秀丽啊，难怪古人云：少不入川，老不出川。可惜我很快就要走了，今后四川的建设事务就要靠你们了。”

杨庶堪是了解詹天佑调离的情况的，四川的铁路建设已经上了正规，当前最要紧的反而是政治工作，毕竟成都的锡良无时无刻不想着打倒重庆的工农兵委员会，而会党和一些地方士绅也对工农兵委员会不满。这种工作对于詹天佑来说没什么意思，所以在川江通行后就打了报告要求回去主持粤汉铁路的修筑工作。

在这个决断上，杨庶堪并不认同詹天佑的做法，他认为没有革命的政权，谈什么革命的建设工作。不过他倒也不会去阻止詹天佑，毕竟对方离开之后，倒是可以让他们这些革命派大展拳脚了，之前詹天佑对于那些反对者还是过于和气了。

不过胡栋朝是真不知道，他来四川是为了协助詹天佑工作的，因此他比较吃惊的询问了对方的去处。詹天佑倒是很坦率的说道：“其实说到建设，武汉要比四川多的多，不管是长江大桥，粤汉铁路或是北方的黄河大桥的合拢，不过铁路委员会打算让我去负责洛阳到西安铁路段的勘察建设筹备工作。”

胡栋朝听了这话立刻就有些激动了，“要建洛阳到西安的铁路。那么一旦成都和西安的铁路建好，四川到中原就不用再走长江和山路了么。”

詹天佑充满期盼的说道：“何止，铁路委员会是打算把铁路一直修到兰州和新疆去的，这条铁路要是完成了，重要性不亚于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啊…”

第292章 建设

六月中旬，詹天佑乘坐汽船出川抵达宜昌，当他乘坐的汽船过了宜昌之后，发觉从此地开始往下的长江沿岸都出现了整治河堤的现象，过了松滋口长江两岸的护堤工人更是密集了起来，到了虎渡河以下更是出现了南岸尽是工地的景象。

虽然詹天佑主持铁路建设工程，在重庆就主持过数万人的建设，但是看到这一幕景象还是被震撼到了，这里的施工人数显然已经超过十万以上，因此到了沙市之后他就不肯再走，跑去见了主持荆江治理工程的负责人李炳寰，询问起了工程的详细情况。

李炳寰倒也很高兴见到詹天佑，不仅给他详细讲了自己负责的荆江治理工程的内容，还邀请他为自己出出主意。

听完了李炳寰的介绍后，詹天佑便感慨道：“同治九年松滋决口，不堵成河，自此荆江南岸四口向洞庭湖分流的格局就形成了，委员会有这样大的魄力开始整治荆江河道，实在是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