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第96节 （2/4）
但也有的人就走的比较远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其实也不错，和德国资本家们的合作，使得武汉迅速的大变样了，因此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许是过分了，毕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要求剥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但是这样干，谁还敢给你投资呢？
正是这场论战，将党内的思想重新整理了一遍，把一些脱离了劳工主义的党员给清理了出去。
第339章 资本论
1905年武汉这座城市的工商业产值已经突破4亿两，和湖北农业产值相若，也就是说工农兵委员会手中控制的资源已经完全压制住了本省的地主阶级，就连那些私人工商业者也开始从地主阶级中脱离了出来，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独立阶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地主的声音自然在湖广迅速的衰落了下去，面对工农兵委员会动用了政权力量的暴力打压，湖广的地主阶级开始示弱，不再如之前那样敢和工农兵委员会公开对抗了。这种事情地主阶级也不是第一次干了，当初满人入关的时候，江南地主反抗过后发觉真打不过也就躺平任操了。
因此，当保皇会和同盟会还在竭力争取地方有力人士的时候，湖北已经真正确立了劳工党的统治权力。之前是士绅地主和劳工党争夺本地的治理权，那么现在就变成了资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谁来主导前进方向的问题，对于打击地主阶级的争辩倒是已经尘埃落定了。
过去4年多里，工商业者从委员会主导的工业化道路中享受了最大的好处，满清对于工商业发展的阻扰，在这条工业化道路开启之后都被粉碎了，特别是当发展委员会转变为工农兵委员会的一部分之后，这种对于工商业的扶持就更加的强力了。
工农兵委员会对地主阶级的打击，使得许多资金不得不从土地转移到了工商业中来，当下购买土地显然是一个风险极大的投资，因此抛售土地避免被工农兵委员会没收就成了一种避险的手段。这样一来，原本已经脱离乡村居住的地主，现在更加和乡村不发生关系了，他们成为了真正的城市人口。
劳工党显然不能一次对付两个敌人，不能一边消灭地主阶级，一边又消灭资本家，无法逃离的地主阶级最终只能选择和劳工党抗争到底了。现在么，那些愿意脱离乡村的地主，至少暂时不会成为土地改革制度的反对者了。
当然，随着武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试图在政治上找到自己位置的工商业者们也开始行动了起来。他们一边建立商业组织，一边积极追求入党，预备把自己和劳工党重新捆绑在一起，就如同大清入关之后，汉人地主和满人捆绑在一起一样。
相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这些把资金从土地中抽出投入在工商业中的资本家，相对于那些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地主们来说，至少是进步的。而且在工农兵委员会的控制下，这些资本家接受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法律条文，比如最低工资法和工伤保险等。
在工农兵委员会所建立的统一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的基础上，资本家的剥削被控制在了一个较为轻微的程度，其实就是控制了资本的回报率。对于一个不可控制的市场而言，资本自然是倾向于尽快收回投资，但是对于一个稳定的市场，资本也不是不能接受固定收益率的。
比如英国资本在印度投资铁路，他们得到英属印度政府的担保，就是固定的年5%的股息。当然，在欧洲公债的年息有3%就不错了。但是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农业国，投资现代工业的回报率一般都能达到16%，某些最前沿的产业比如电力或通讯设备，几乎能达到30%左右。
如此高的收益，套用一句后世的话就是工农业剪刀差的掠夺，实质上就是工业革命完成之后的工业国的工业品和工业革命没有完成的农业国的农产品进行的交换，前者的生产效率自然是远远超过了农业国的手工业品的生产力的，自然也就造成了不平等的工农业交换比例。
但是中国的买办和资本家还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就连劳工党内的知识分子也很难理清楚中间的交换关系，于是就有了资本创造财富的错误观点，或者认为资本和人的劳动一起创造了财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错误认识，使得一些党员认为，资本家是可以吸纳入党的，因为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也比单个的无产阶级拥有更大的力量。
而那些工商业者也相当愿意加入劳工党这样一个组织，以这个组织的政治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也就有了劳工党在对外同保皇会、同盟会辩论的同时，还在党内发起了一场思想上的整理。
1906年元旦，田均一就党内的一部分同志的对资本的错误认同进行了批判，他在元旦的党的中央会议上指出道：“我们的一些党员在过去半年里认同了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就是资本在生产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资本也同样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创造，因此资本的利得不应当视为剥削。
我是坚决反对这样的主张的，我这里有一块大洋，把它放在这张桌子上，谁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它能自己变成两块大洋？”
会议室内鸦雀无声，田均一看了一眼众人后才继续说道：“只要这块大洋不投入到生产中，经过了人的劳动的增值，那么它就不能完成自我增值，也就是说，这依旧只是一块大洋，而不是一块钱的资本。
那么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明确，不是人的劳动不能缺乏资本，而是没有人的劳动资本就不可能存在。金钱不和劳动结合在一起，那么就不能称之为资本。
由此可见，所谓资本的自我增值，实质上就是人的劳动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资本家们只要不参与生产劳动，那么他们所获取的资本利息就是对劳动者的剥削，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田均一安静了一会，侧耳听了听大家都继续保持了沉默，这才接着往下说道：“那么我们为什么说资本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资本就是钱和劳动的结合，尽可能的提高劳动效率，才能符合资本不断自我增值的需要。
这就是资本和地主之间最大的区别，地主占有土地但不介入生产，他们实质上就是通过土地不断的占有佃户的劳动，就和放债吃利息的高利贷模式差不多。对地主来说，提高生产力并不重要，不断的让佃户负债才是最要紧的，一个负债累累的佃户更加难以和自己讨价还价。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一边反对资本主义，一边却又要和资本家们合作？”
这一次终于有人出声回答了他，“为了壮大我们的力量，假如我们不发展自己的工业，就不能制造机枪和大炮，列强就会用武力消灭我们…”
这一回答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响应，显然富国强兵的思想依然还是党内的主流，田均一心里这样想着，口中却说道：“大家说的不错，从现实的情况来看，这正是我们要同资本家合作的原因，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太过弱小，我们还不能消灭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所以，我们不得不忍受资本的剥削，增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资本是金钱和劳动的结合体，而金钱则是过去劳动的凝结。
简单的说，当前全球的财富都是过去人类劳动的创造所得，但是地主和资本家占有了这一切，我们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不仅仅存在于现在和未来的劳动所得，也必须要考虑这种过去的劳动积累。
工业革命以来的100年里，人类创造了比过去整个人类历史创造的财富还要多。从全球的角度来看，欧洲和美国创造了全球财富的80%，剩下的其他地区才创造了20%。
于是，即便我们解放了中国乃至亚非拉所有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创造的财富价值也不及列强创造的社会财富更多，这还不包括列强过去一百年里从全球殖民地和对本国无产阶级的剥削所得。
这也就意味着，假如我们不能打倒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把他们所窃取的财富重新拿回到劳动者手中，那么这些资本家就会利用他们所占有的社会财富对我们展开攻击，而我们本身就处于一个较落后的农业时代，就更加难以抵挡这种资本力量的进攻了。
有人以为，我们现在和资本家合作，所以就应该放纵资本，服从资本的领导，从而加强我们的力量。那么我要说，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不受制约的资本只会把所有的社会财富都纳入到自己的怀抱，连根毛都不会留给无产阶级。
哪怕我们现在对资本层层设防，在外国资本的支持下，国内资本也增长的比我们的积累要快的多，还谈什么今后强大起来控制资本呢？另外，资本主义是把大多数人的财富聚拢在自己手上，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动用的资源必然是远远超过无产阶级平均下来的资源的，在这种对比之下，有多少人可以不受诱惑，转而投向资本主义？
最后，现在的资本确实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是通过技术手段提高了人的劳动效率来取得的。一旦技术开始停滞，资本又不能停下自我增值的规律，那么资本就会转向侵吞人的劳动，就如同地主不断让劳动者负债来控制劳动者那样，资本也会转向让劳动者不断负债来满足自己的增值需要，到了那个时候，资本就成为了阻碍生产力提升的最大障碍，而那个时候的劳动者还有能力对抗资本吗？”
田均一的这席话触动了党内的不少同志，也令他们开始了思想上的自我纠正。当然，也有一些人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最终不得不选择了退、党。自此，党的思想开始从单纯的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理念转向了阶级斗争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