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第96节 （3/4）

第340章 党内的思想变化

虽然党内的思想渐趋统一，但是1905年开启的肃反行动也开始出现了党内激烈的反对声音。反对声音主要来自于经济建设部门，他们认为肃反已经从针对土豪劣绅的打击扩大到了整个有产阶级，特别是在城市内实施的抓捕行动，开始影响到了正常的经济运转。

而肃反委员会这边，徐锡麟、何洪亮也对经济建设部门老是阻扰自己办案感到了不满，徐锡麟在会上表示，“这些土豪劣绅动辄杀人满门，就是为了要震慑和死者有关联的相关人士，也是为了杜绝被报仇的可能性，我们不追查到底，农民如何敢相信我们？

他们觉得没人会替不相干的人报仇，我们就要证明给他们看，没有这回事，我们劳工党就是要给自己人报仇，他们逃到哪都没用…

我们处置的人多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多，按照湖北的人口比例来说，我们处置的人也就占了地主阶级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且这其中有一半以上不算地主阶级，只能算是土豪劣绅的帮凶。

因此，现在不是我们肃反搞的太厉害了，而是远远不够。不让那些土豪劣绅人人自危，让他们亲眼看到和人民对抗是什么下场，他们怎么可能老实下来？我认为，肃反就应当深入到城市中去，不能让土豪劣绅有什么安全区的想法，也不应当把精力放在湖北，还应当向周边地区进行加强…”

不过除了肃反委员会的同志支持他之外，徐锡麟的主张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一些人之所以把徐锡麟推到肃反委员的位置上，是因为徐锡麟本身就是绍兴士绅家庭出身。

徐锡麟其实是光复会派驻武汉的代表，但是抵达武汉后觉得劳工党的理念才是救国之道。光复会的理念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即以民族主义为号召，打倒满人政权就算完事，但是中国是否能得救，光复会成员压根就没考虑过这一问题。

在革命党中，其实孙文的三民主义真的是一根旗杆，其他人的思想也就比反清复明的会党强一些，但是三民主义和劳工党所主张的科学社会主义相比，又如同三字经一样过于幼稚了。毕竟孙文压根就没有时间安静下来好好思考革命理论，他不是在造反的路上，就是在逃亡的路上。

徐锡麟于是很快就申请加入了劳工党，他原本是要被派往做教育工作的，但是地主阶级的反扑出现了肃反的需要，因此一些人希望有人能够稍稍抑制一下工农的报复心理，于是推荐了徐锡麟担任了肃反委员，大家都认为高度近视的徐锡麟，不过是一文弱书生，就算整天把打倒满清政权挂在嘴边，也不可能对汉人士绅做出什么过分的举动。

但接下来肃反委员会的一系列行动证明了一件事，你要是把一个暴力机关交给一个做事严肃认真的人，那么就别指望这个机构按照一些人的想法去运行。

徐锡麟虽然是个文弱书生，但是他办事却非常的有章程，于是肃反委员会抓人就和过筛一样，它不是按照案子本身去进行调查的，而是根据每个县的土地集中程度，对地主阶级进行的一次大审查，在审查过程中许多陈年旧案就被翻找出来了，于是地主们就觉得很冤枉，因为这些案子并不是他们反对工农兵委员会的证据。

在大清朝，那个地主手里没有一两条人命？说句难听的，满清入关时要不是出卖了自己同胞的汉人能当上地主？为大清出力，不就是帮助了满人镇压了汉人的反抗？所以，在大清朝没有那个地主是真正的清白人家，他们不是强盗就是强盗的后代。

当然，在这些地主眼中，他们自己当然是清白的，因为大家都是汉奸，那么就说明汉奸才是主流，不当汉奸的都是残害民众的盗贼，比如张献忠和洪秀全。山东孔家传承两千年，不要说跪了大元和满清，就是英国女皇和德国皇帝也跪过，这才是真正的良善之家啊。

因此，肃反委员会翻旧账的行为就很惹人讨厌了，都是大清时候的案子，你现在却翻出来治罪，这不是破坏团结么。也就是田均一对徐锡麟一直鼓励支持，因此大家不好把他给拉下来，但是主张肃反已经获得了很大成果，应当告一段落的声音还是多了起来。

田均一和唐才常、秦力山等人商议后，终于还是接受了党内的这种呼声，毕竟当前正处于对外战争中，武汉本身又需要尽快发展起来，湖北的士绅势力也遭到了极大的打击，一些士绅已经连武汉都不敢呆了，直接跑去了上海。敢结团抱伙对抗工农兵委员会的湖北地方势力已经差不多都被打散了，接下来按照正常的法律就可以对付这些分散的个人了，因此确实可以稳一稳人心了。

当然，虽然劳工党中央认为大规模的肃反行动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对于党内纪律的整顿及对地方政府、国营企业的官僚作风的整理依然不能停下。

因为截止1905年末，劳工党成员已经超过了20万，党组织在全国各地都有发展，但湖北地区依旧占据了大头，只是大多数党员对于党的理念并不是那么的了解。

一部分人加入党是出于报恩的念头，这些人正是在党的组织下获得了解放，他们忠诚的是党而不是党的理念；另一部分人则是顺应了形势，认为劳工党最有前途，要想在新时代出人头地就得入劳工党。党的理论距离同中国实践的结合还很遥远，共、产、党宣言反而成为了党内最广泛流传的一份文件，比资本论更加的深入人心。

面对这样的局势，田均一也颇感吃力，他觉得自己不是在轨道上开火车的司机，而是在大海里掌舵的船长，边上充满了指手画脚的声音，一不留神，这条船就在原地打转了。

相比起政治工作，反倒是繁重的经济工作让他更觉轻松一些，因为经济建设的大多数问题损失的只是金钱，而政治上的一次失败就有可能导致革命大大的退后了。

有这样想法的可不是只有田均一，唐才常也是深有这样的感触，过去他认为只要打倒了满人专制一切都会变的好起来，因此他甚至都能接受在光绪帝的名义下建立汉人政府，这是他认为的对中国受害最小的一种革命方式。

这种期待满人主动放下权力的想法当然是不现实的，而他所期待的汉人督抚的觉醒，最终也在东南互保协议的破产后破产了，这也是唐才常转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契机，因为他确实发现了自己想象的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

到了今日，清政府愿意召开国会立宪了，他又开始感到了患得患失，倒不是说他想要改变想法支持立宪，而是他担心清政府会利用召开国会立宪一事把各地势力再一次拉拢到自己身边，从而对武汉形成不利的局面。

因此他在私下和田均一见面时就多次谈起了这个问题，想要知道田均一对于召开国会立宪一事是如何看的，他向田均一讲述了自己的担心，“…那些立宪派隐然已经成为了各省士绅之领袖。特别是在我们搞起了肃反之后，原本亲近我们的东南保护会议代表，现在都向着张謇、汤寿潜、郑孝胥这些江浙人士靠拢了，还和北方的梁启超建立了关系。我看真要开了国会，反倒是于我劳工党不利了。

同盟会虽然搞革命不行，但是他们有句话说的倒是很有道理的。今日之中国需要的是推倒旧房子重建，而不是在旧房子上修修补补。李鸿章修补了一辈子，也补不起大清这条破船么。我们有必要参加国会，去听这些士绅们攻击我们的话语吗？”

田均一能理解唐才常的心理，兵变以来这一年多的时间，极大的改变了党内一些同志的思想。过去党内大多数同志认为，党的力量太过弱小，中国的无产阶级也太过弱小，指望武汉这样一座城市去对抗一整个大清，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中国革命还是应当联合那些开明人士并肩协力，这也是发展委员会联合开明士绅建立合作社和企业的思想基础。

但是经过了这一年多时间的独立施政后，大家突然发觉，大清其实就是一幢纸房子，捅一下也就破了个大洞，压根就没有人愿意为了大清来和自己拼命，而列强也是些纸老虎，真到了刀枪见血的时候，他们也会退缩，士绅们看起来声势浩大，但是在发动起来的工农面前什么也不是。

这一年劳工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在经济上的快速发展，迅速的把党员的自信心给撑起来了。这就和小站练兵之后的袁世凯，看着国内各地的旧军都是菜的心理是一样的。我都已经这么强大了，还得听你们这些弱者告诉我该怎么做？这不是扯淡么。

党员们有这样的自信当然是好事，但是田均一还是了解武汉所面临的内外局势的，并不是满清变得软弱了，而是列强之间发生了分裂，因为列强之间发生了分裂，所以满清就失去了列强的统一支持，也就无力把力量用在镇压武汉的叛乱上，而列强之间的矛盾又令他们无力向远东派出大部队进行报复，这才有了武汉在夹缝中生存下来的机会。

因此田均一虽然希望党员能保持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念，但也并不希望党员为当前的现象迷惑住了自己的眼睛。

第341章 手段

思考再三之后，田均一还是向唐才常坦诚说道：“前些日子袁世凯不是发电报过来，试图用四川和我们交换在西藏边界谈判中的让步吗？

袁世凯一边向清廷主张召开国会以挽救时局，一边却又想和我们达成私下的交易，由此可见他对于国会和立宪其实并没有抱有多少真心。

作为北方的实力派，袁世凯对于国会和立宪如此三心二意，那些立宪派的支持者真的能够成事？国会要是不能约束北洋和朝廷，难道就能约束的住武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