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第98节 （2/4）

铁良敢对湘军下手，背后自然是有着袁世凯的北洋军在支持，毕竟两江乃是天下财赋之源，北洋新军想要练下去，自然就想要拿到江苏这个钱袋子，而满人则想要拿湘军的利益安抚北洋新军，顺便收回地方督抚的权力，可谓是一拍即合。

魏光焘年纪也大了，湘军这个局面他觉得自己也维持不住，毕竟他不是刘坤一，不能得到整个湘系力量的支持，所以一度向满人做了退让。但是后面既然武汉先对朝廷动了手，居然还扛住了，魏光焘当然不会再对满人退让了。

而既然北洋和满人关系这么密切，那么他也就只能向武汉表示友好了，毕竟湘系的老家还在武汉的控制之下。因此对于武汉进驻九江的行动，魏光焘不仅忍耐了下来，还和武汉达成了和平的私下约定。没有了南京的支持，江西地方就更加没法和武汉的军政力量对抗了。

于是，武汉不仅迅速的控制住了九江地区，并恢复了对南浔铁路的建设工作，这条铁路江西早就想建了，就是一直筹不到铁路资本，但是前期的勘察和设计都已经弄的差不多了，武汉这边控制了九江之后，就开始推进九江石油炼化基地的建设，也认为应当修建一条通往南昌的铁路，于是也就安排铁路上马了。

今年一月，南浔铁路正式开工，黎元洪甚至把自己的司令部都搬到了九江来。他也是为了能够离黄石远一点，驻扎在黄石的鄂东工农兵委员会虽然名义上和他是平级的，但是召开会议时他只有一票，别人有七八票，他发觉自己就是去举手的，压根干涉不了地方，因此他也就干脆把心思用在军队工作上了。

黎元洪也承认，就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和从前的湖广总督府相比，现在这个体制的效率不知道要高多少倍了。过去湖广总督府想要办一件事，不让相关或不相干的人员捞饱喝足，这事就别想办下去，因此上下官员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应酬和搞人际关系，不懂人情的人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

但是现在的工农兵委员会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套路，不仅委员会内的成员大多为30岁上下的青年，超过40岁的人都很少见，那些所谓的德高望重的名宿最多也就挂个顾问的名头，压根融入不进这个团体。

且这些青年也都是干劲十足，几乎很少出现在交际应酬的场所，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工厂或乡村，然后搞调查报告，搞农运、工运，搞地方建设和乡村教育，看到这些年青人热火朝天的干劲，黎元洪就明白，朝廷应该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黎元洪即对这些年轻人感到钦佩，他们只关心有没有工作交给自己，而并不关心自己的待遇究竟合不合理。当然在后勤上劳工党做的还是不错的，已经尽力在能力范围之内把资源向一线工作者倾斜了，在武汉做办公室的人并不会比那些在乡村的工作者待遇更好，他们能享受的大多是城市带来的便利。

不过他也同样畏惧着这些年轻人，因为这些年轻人过于激进了，他们似乎有着把一切旧东西都砸烂的念头。在当前的工农兵委员会内部，“老”已经成为了一种贬义词，比如劳工党的年轻人就很喜欢把同盟会称之为一群老革命者，言下之意他们不了解什么是新的革命。

在劳工党看来，老的革命就是以打倒满人政权就算完事，但是这种革命没有给未来的中国指出一条新的道路，最终也就是让汉人皇帝换了满人皇帝，不能改变中国沉沦下去的命运。想要改变中国沉沦的命运，必须要走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从目前劳工党能够稳定住局势来看，黎元洪认为对方的革命理念好像没啥问题，但是这条路对于有产者相当的不友好，并且试图让每个党员都成为圣人。虽然劳工党给军队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过去把喝酒逛窑子当成爱好的军官们，现在都开始讲求个人品德来了，但是对于他们这些老军人们来说，这种新的军队纪律好像是一种无形的枷锁，让他们有些喘不过气来。

自曾国藩创建湘军以来，军中的乡党和私人情谊就成为了维系军队团结的不二法宝，哪怕是北洋新军，内部讲的也是小站练兵时期的渊源，假如不是在小站练兵时期加入的后来者，就难以称的上是袁世凯的嫡系，而这支军队的灵魂也正在袁世凯一人，大家在军中的位置是按照同袁世凯关系的远近来区分的。

湖北新军一样是这个道理，不过张之洞不通军事，也不愿意沾染练兵之事，所以把张彪推在前面，于是湖北新军的内部势力就比较乱，张彪和黎元洪都各自有一班小兄弟，无非就是张彪有着张之洞的支持势力更大一些，但也没法拆了黎元洪的小团体。

黎元洪过去以为，军中的这种格局应该是不可能有什么变化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各自牵制，朝廷才能对军队放心使用么。但是现在劳工党改组了军队，以党治军，哪里还有他们这些旧山头存在的余地，不在党内就别想立山头，就算在党内也是军队依附政治，而非政治依附军队，旧的军队算是被工农红军给终结了。

虽然黎元洪很想入党，可是对于他们这些老人来说，入党可要比年轻人困难了许多，就连田均一都亲自劝说过他，认为他应该先好好学习一下劳工党的理论，确定自己是真心的认同这一理论，然后再考虑加入也不迟。

不过这其实就是一种婉拒，黎元洪现在倒是有些后悔了起来，要是那一晚他没有居中观望，那么也就不必陷入现在的尴尬处境了。不过要让他现在抛下一切去投奔朝廷，又是他所不愿意的。

因为这一年多的切身体会，他认为清朝必然是要被工农兵委员会所取代的，委员会能否夺取天下，最大的麻烦不是朝廷，也不是北洋，而是列强的干预。可是从目前的两场对外战争来看，不管是在山海关的对俄作战，还是在印度的对英作战，列强都没有表现出过于那种压倒一切的力量，这就让委员会成功的可能性又高了几分。

因此，在接到了武汉发来的电报后，黎元洪还是立刻交代了手上的工作，便兴冲冲的坐上军舰工人号前往汉口了。黎元洪现在还是长江舰队的司令官，在一年前这个长江舰队也就一艘工人号炮艇可用，但是现在这一级别的炮艇已经下水两艘，并且还有4艘以柴油发动机为动力的高速鱼雷艇加入了长江舰队。

这也是黎元洪认为工农兵委员会大有前途的一个证明，因为这些船只都是武汉自己建造的，虽然是德国转让的技术，但是相比起江南制造局来说，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毕竟江南制造局的大部分造船钢材都需要从国外进口，甚至连造船厂都被英国人控制了。

1885年江南制造局完全停止了造船和修船业务，直到1905年江南制造局把船坞独立出来，聘请了英国人毛根担任总稽查和总工程师主持江南船坞，才复活了造船业务，可这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汉阳造船厂虽然引入了德国技术，但是却并不受德国人控制，从这点来说，这才是中国造船业的希望。而且，工农兵委员会的野心也不仅仅是造小船，现在他们正在和德国人商议，预备在青岛投入股份，扩大德国在青岛的船坞，将之变成一个中德合资的船厂，为中国的远洋航运业打造基础，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德国工业界的支持。

第347章 德国的在华战略改变

德国虽然在山东获得了胶澳，并把山东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通过和武汉的对比，德国人很快就发现，两地的发展相差的实在是太大了。

想要把山东的资源运出来就必须修建铁路和港口，这是列强在任何一个殖民地都必须投入的基础建设，而这些基础建设费用自然是需要从殖民地掠夺回来的。

德国为山东铁路公司投入的资本，最初为5400万马克，但是这条经过的河流太多，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到1904年就已经为铁路建设投入了近5300万马克。德国人对这条铁路寄于厚望，希望能够带动青岛的快速发展

但德国人把山东视为殖民地，造成了德国人和山东百姓之间的冲突，加上袁世凯又在周村开埠，分流了青岛这个出货港，于是德国人在山东投入极大，但是收回基建的成本却很缓慢。1905年胶济铁路的盈余也就16.7万银元，相当于30几万马克，这极大的打击了德国商人对青岛建设的信心。

反观德国在武汉的投资，因为工农兵委员会承担了所有的基建投入，德国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向委员会进行基建工程的贷款获得资本输出，还大大的降低了在武汉投资设厂的投入。

德国商人认为，除了上海之外，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比武汉更适合外国人进行投资了，因为委员会取代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职能，并且他们的权力要大的多，因为他们还能为工厂解决原料的来源和运输、销售等问题。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只能负责租界以内的事务，对租界外只能通过外交交涉去影响地方官员，但对于中国地方糟糕的基础设施同样是无能为力的。基础设施的缺乏，正是工业国和农业国之间根本差别，这让后者廉价的人工没法在高昂的运输费用下表现出来。

但是，上海公共租界终究是英国人说了算的地方，工部局9人董事会中只有一名德国人，英国人则有七人，法租界公董局则完全是法国人的天下，上海总会更是英国人的权力象征。虽然1902年德国人冯.都林和莱莫斯、龙特等发起兴建了德国总会，但德国人依然认为在上海自己受到了英国和法国不公正的对待。

青岛虽然是德国人说了算的地方，但是现在就是个乡下小地方，完全不能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形势。可武汉就不同了，这里不仅拥有和上海相匹敌的庞大经济腹地，在这里德国更是可以借助中国人的力量对英法进行排挤。

因此在1905年年末时，中德商会中的一部分德国商人就认为，应当把青岛交还给中国人，这样德国就不用承担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山东基础建设的庞大投入，反而可以参照武汉的模式，从经济上对中国加以控制，这对于德国的工商业和银行业来说更加的有利。

当然，按照克虏伯先生的看法，“我们距离中国实在太远，而中国人似乎比奥斯曼人更加的善战。很显然，过去是满人束缚住了中国人的战斗本能，当这种束缚被解除之后，中国人就爆发出了一种惊人的能量，这种能量让中国人在山海关地区挡住了俄国人的进攻，也让他们在印度教训了英国人。

虽然我坚信德国军队依然能够对付三倍以上的中国军队，因为我们有更出色的大炮，但是这个国家有4亿人口，他们只是缺乏那种动员起来的组织力量，只要他们能够达到沙皇俄国的程度，也能轻易的组织起上千万的军队，而我们不可能把上百万的德国军队派来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