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章 第101节 （4/4）

表面上看起来朝廷掌握了近4亿人口，事实上清政府能够管理到的人口最多不过5%，清政府是通过一层层的个人效忠体系去控制这个庞大帝国的。严格的来说，慈禧真正能够管得到人，其实只有京城里的旗人，京城之外她其实是管不到的，人家只是服从于大清国的这个体制。这个体制要是崩溃了，外地人就不会接受北京的命令了。

但是在武汉，哪怕不通过工农兵委员会的命令，劳工党也可以通过各级党组织领导各个社会性组织，最终重新改组工农兵委员会。也就是说，在武汉地区劳工党管理的人口几乎占了九成以上，而其他地方虽然比例不及武汉这个革命中心，但也是远远高于满清对地方的统治力度的。

但是这种对社会的强化管理必须建立在一种共同的利益上，假如没有这种共同的利益，就变成了新时代的保甲制度了，而保甲制度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因为它不符合民众的利益，这不过是为了少数统治者对广大底层民众的压迫，自然就会遭到民众的反抗。

所以，一旦劳工党停下了建设速度，不仅那些普通民众难以忍受这种强化的社会管理，就连党内的成员们都会出现思想上的动摇了，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的工作下，看不到任何好处。

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因此这一理论是围绕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反对任何不劳而获的思想，也反对劳而不得的主张。当然，一些小农出身的党员或旧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总试图把科学社会主义加上一层道德光环，甚至和孔子的大同世界的理念联系起来。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一些党员不去研究资本论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却整天把目光放在了党员个人的品德上，认为党员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非如此则不能称之为劳工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反对给工人涨工资，理由是农民过的太苦，所以工人也不能过的太好。

当建设的脚步停下来时，这些高尚的党员的言论就会冒出头了，而他们的言论因为符合穷苦贫农的心理，反而获得了贫民的支持。而对于那些主张按照劳动分配的党员来说，这种主张自然是难以接受的，虽然在道德上他们同情贫民，但在物质生产上却不能认同这种平均主义。

在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这两种声音都能被压制下去，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够普遍的提高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底层贫民的怨气也少的多。但建设速度一旦降下来，党内自己就开始思想分裂了。

杨衢云只能点头向田均一说道：“那么我尽量和美国人谈一谈，或者美国人会加大投资也说不定。”

田均一踌躇了一下后说道：“其实林枫同志让人送回来一封信件，我一直认为里面的建议过于冒险了，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得试一试…”

保尔·罗尔巴赫博士正在向自己的汉语老师学习汉语的时候，听到了田均一来拜访自己，他于是结束了课程，邀请田均一去会客厅见面。在中国待了半年之后，罗尔巴赫博士已经渐渐开始习惯于武汉的生活了，他觉得这里其实和德国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在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正处于德国快速城市化的时期，而武汉这座城市的扩张和德国的城市化相当的类似，实际上他认为武汉的建设更类似于柏林，一座被欧洲人视为暴发户的城市，却是德国人所迷恋的现代技术所创造的全新城市。

和欧洲其他大城市相比，柏林更加注重公共交通对城市居民的需要，环绕柏林的铁路可以让德国人在一个小时内抵达柏林的任何一个地区。虽然武汉的地理位置没法像柏林那样建立一个环绕城市的铁路系统，但是中国人还是竭力用现代的交通工具把城市的各个角落联系了起来，从而营造出了一小时交通圈。

从这座城市营建理念就能看得出来，工农兵委员会是有着和欧洲人相通的文明理念的，毕竟对于东方的王国来说，任何一座城市都应当围绕一个核心来建设，这个核心就是这座城市上流阶层所居住的区域，城市的其他部分都是为核心区服务的。

其实欧洲也是如此，只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贵族们一般都会表示自己和平民是平等的，只不过他们用地价的不同，把自己的住宅和穷人居住的街区分隔了开来。法国大革命至少让欧洲贵族们了解了一个事实，在断头台下，贵族和穷人的脑袋是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