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第112节 （2/4）

但是，当京城的消息传到了外三营后，并没有什么奢遮人物振臂一呼，说要入京保卫太后的，三营统领老实的把武库交了出去，当然，这些武库内大多是冷兵器和火绳枪，压根不能和北洋军的步枪大炮相比。冯国璋得到清点的名单后，直接运走了黑火药也就了事了。

拥有武器的外三营都这么老实的不闹事，京城里的满人就更加的安分了。整个八月里，国会的权威开始一日比一日更甚，一开始国会通知裁撤军机处并建立国务会议的电文并没有得到多少人重视，但是宫中警卫换防之后，军机处不少官吏就回家观望局势了。

8月6日佛照楼大约是慈禧主持的最后一场讨论国事的会议了，6日之后除了满人亲贵之外，汉人大臣就不再来佛照楼报到了。张之洞闭门不出，对俄军事被袁世凯和武汉所掌握，各地督抚取得了暂时的自治权力，大清的中枢突然就停止了运作，但对于各地来说并没有什么大的妨碍。

在这样一个天灾和兵灾交织的年份里，中枢停摆居然对地方上并没有什么影响，这就说明一件事，那就是这个朝廷在这之前就已经失去了调度各地资源的能力，完全是在空转。于是天下人越发的看清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前的朝廷除了供养满人之外，其实已经没什么可做的了。抵抗外敌和对抗天灾，现在都是地方上自己的事情，朝廷压根无力可出。

这样一来，国会的地位反而渐渐提升上来了。在这之前，大家对于国会的作用其实不甚了解，哪怕是那些要求召开国会的留学生们，也不过是认为国会是给民众发声并制定法律的地方，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把国会当成这个国家的权力来源。

但是在清政府中枢停摆之后，来自于国会的授权就变成了地方施政的法理来源，也算是给国人上了一课，让大家知道了国会到底能干啥。

当然，对于武汉来说，在清政府停摆之后，国会就不是原先的鸡肋了，他们需要通过国会这个机构对满清的权力体系进行肢解，为武汉进一步扩大地方自治权清理障碍。对于当前的武汉来说，直接推翻清政府不是没有机会，但是推翻清政府之后建立一个劳工阶级主导的政权则很难。因此，保留一段时间的清政府，为劳工阶级积蓄力量，反倒是最好的选择。

这个保留清政府，当然不是说要保留反动的满人专制，而是在清政府的名义下先打倒满人专制，然后再向共和体制进行转化。在这一阶段，扩大地方自治的权力，遏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并清理满人的专制就成为了首要任务。

秦力山作为劳工党在北京的代表，很快就领会了党给与自己的任务要意。在迫使北洋和慈禧决裂之后，他并没有把太多的心思放在建立国务会议上，否决了军机处的权力其实对武汉来说已经足够，至于国务会议能否成立，这其实更加的有利于北洋和其他地方督抚，因为这个会议将束缚住武汉以武力解除地方督抚统治的选择。

因此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两件事上，第一件事是在皇室事务委员会的名义下组建了皇室专案小组，抽调了其他议员参与案件小组，督促巡警部对皇室专案展开调查。

一开始，皇室专案有两个案子。第一个案子是前锋营阻扰国会代表入宫探查皇帝身体一案。这个案子本质上就是政治案件，是为了打击宫中的威望的，也是让宫中警卫换防的理由；第二个案子是崔玉贵谋杀珍妃案。这是和皇帝进行政治交换的案件。

但是很快的，第三个案子就出现了，就是内务府账目案件。增崇虽然想要抵抗国会查账，但是在北洋军入宫换防之后，他的这种抵抗就变成了无力挣扎。武汉并没有往北京派出成建制的军队，不过袁世凯也不得不接受武汉派出小股的武装力量保护自己的驻京代表。

北洋系统虽然和慈禧决裂了，但是北洋集团本质上还是大清官僚集团的一份子，所以官员之间的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袁世凯就不会去查内务府贪污腐败的案子，这就让自己树敌太多了，毕竟让大清的官员不贪污，比让他们吃屎都难。

但是武汉并不怕得罪人，因此皇室委员会很快就把案件专办的权力揽在了自己手中，他们不仅得到了专门办案的场所，也从警察厅和北洋军中抽调了人手，从而在北京城内外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司法审讯机构。

当这一独立机构成型后，秦力山立刻下令抓捕了内务府四位大臣，并将这四位大臣的家宅也监视了起来。接着便是顺着四位大臣往下抓人，将内务府的主要负责人都抓光了。这样大规模的抓捕，放在过去必然会引发京城振动，但是这一次却是风平浪静，因为没有人敢为这些人出头，内务府的旧关系压根接触不到武汉。

而内务府案不过是个开始，很快就牵出了御膳房的案子，慈禧身边的红人小德张在御膳房内的贪污和对皇帝饮食做手脚，使得他成为了第四个案子。8月22日，赵秉钧亲自带人突袭太升堂酒家，抓获了和俄国外交官面谈的李莲英，酒席上作陪的还有白云观观主高云溪，这是第五案-俄国间谍案。

荣禄叔父奎俊、满官：塔克什纳、联芳等，都被牵连进了俄国间谍一案，他们也大多是后党的骨干人物。于是到了八月底，慈禧身边的亲信和宫外的满人支持者，几乎都被专案组一网打击，少数漏网之鱼也匆匆逃离了京城。

8月29日，宝月楼处开出了新门，光绪亲自命名为新华门。

第397章 皇权的崩塌

国会的地址位于安福胡同内，这并不是什么好地方，边上是回回营和破旧的兵营、民居，虽是皇城根儿，但住的都不是什么富贵人家。由朝廷一开始给国会选的地方也能看得出来，朝廷对于国会其实并不重视，所以随便找了处空闲的地方就安置了。

但是，随着国会连续发布了对于皇室专案的督办权后，国会的地位就迅速的上升了。特别是新华门被开出后，徐世昌认为正对着回回营礼拜寺有碍风水，而国会也需要有个专门用于议事的地方，因此他以改造府前街(今西长安街)的名义，开始拆除回回营礼拜寺及周边民居，以建设国会议事堂及附属建筑。

在袁世凯请辞军机处，张之洞请假养疾，庆亲王等满人大臣因为各类专案暂时停职后，北京城内能够负起责任的就剩下徐世昌、赵秉钧、朱启钤三人了，这也就使得徐世昌有了对北京城大举整改的权力。

此前北京城虽然有了一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不过是为洋人和宫内的一小部分人服务的，因此洋人控制的使馆区外，北京城的大格局还是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改变。现在慈禧为代表的满人守旧势力几乎失去了权力，上面没有了婆婆的徐世昌就试图按照使馆区的改造方式把北京城都改造一遍了。

朱启钤是这一想法的重要支持者，此时的警察几乎承担了所有城市管理的职能，但是封建王朝的特权却令警察没法实施自己的的管理职能，他们只能要求普通百姓遵守城市管理的各种条例，不要说王爷贝勒这样的满人亲贵，就是身上有个官位的芝麻小官也不是警察能够约束的。

过去北京城内管理市容市貌的官员可是非常清贵的御史，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也就是说他们是能够见到皇帝的近臣，不是什么普通的官员，要是被提拔外发至少也是道员以上的地方高官，外放道员都只能算是委屈了。

不过，这样清贵的官员显然不会为了一点小事找那些皇亲国戚的麻烦，除非皇帝想要敲打某些人，又或者出了人命案子或影响恶劣的传闻，否则他们也不会给自己找不自在。比如没有那个巡城御史会为了乱丢垃圾或逆向行驶去找同僚或王公大臣的麻烦的。

但是对于警察来说，他们要管理的就是这样琐碎的小事，可是他们的地位又非常的低下，在官员眼中他们其实连普通的吏员都算不上，就是一群“臭脚巡”罢了，达官贵人甚至能要求警察厅给自己派巡警看门护院，然后拿他们当下人使唤。

善耆管理工巡局期间，善耆的福晋不遵守交通规则，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善耆因为交了罚款，而被京城百姓称之为善。由此可看出警察地位之低下，满人制定了规则，警察敢于对满人行使此种规则都被视为了一种罪过，犯罪的人因为没有追究警察冒犯自己，倒是成为了善人了。

但是现在，慈禧所代表的满人特权被打倒，负责巡警部的徐世昌终于可以大展拳脚，以推动自己的政治理念了。改造北京城，让北京和使馆区的城市建设接轨，就成为了徐世昌的第一项动作。

改造府前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翻新城市建设，也在于重新构筑京城权力的中心。过去北京的权力中心在于西苑，在于老佛爷所住的地方，那么现在北京的权力中心则从西苑转向了宫外的国会，打通宝月楼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皇帝的声音传入国会，而是为了让国会能够更好的监视宫中的动向。

对于北洋来说，北京作为中国的权力中心是不可转移的，一旦中国的权力中心从北京转到武汉或其他地方去，那么就意味着北洋失去了控制中央政府的能力。所以，在打倒了代表满人专制的后党和军机处后，树立一个新的权力中心就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秦力山以国会的名义连续办下了针对后党的大案，打破了了旧的满清权力中枢，这是符合北洋的利益的，但是接下来，北洋是不能容忍让武汉控制住国会的。当然，北洋上下也无意和武汉争夺办案的权力，那个实在是太得罪人了。

因此，北洋要和武汉争夺对国会的控制权就只能从两个方面下手，第一个是控制北京，第二个是联合那些被武汉所敌对的旧势力。

控制北京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北京城市进行改建，城市改建将打乱城市原居住区的结构，使得原先的街坊邻居都变了样，那么底层也就无法抱团了。而且城市改建将会腾出一大片土地，为新贵们找到共同的利益，带着新贵们发财的北洋团体也就更加的团结了。

因此徐世昌要拆的何止是一条府前街，天安门前用来隔绝东西的城墙和北京城的城墙，在他看来都是要一一拆除的，只有把这些城墙给拆除了，城市内部才能用交通设施联系起来，八旗各控制一片城区的旧格局也就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