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1章 第121节 （1/4）

但是武汉进入四川之后，不急着攻城略地，反而搞起了建设来，这就立刻吸引到了四川民众的支持。重庆的码头和工厂建设，铁路建设，铁路附近煤矿资源的开采，这就立刻制造出了数万岗位，于是铁路建成的地区，不仅解决了当地的失业问题，也带去了新的社会秩序。这样的革命自然立刻压制住了四川革命党只会破坏的革命，也令川人治川的口号难以维持下去了。

于是，随着铁路不断向成都靠近，原本极力支持铁路建设的锡良，却又开始恐惧起这条铁路的不断逼近了。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条铁路现在已经不是一条单纯的铁路，而是代表着武汉权力的延伸。当铁路延伸到成都，也就意味着武汉将正式接管这座城市了。

这并不是锡良的错觉，11月份国会削去太后的尊号，康有为发文称光绪继承的是咸丰而非同治，八旗会议决定拆除关内各处满城，并决定在三年内逐步取消旗饷，这一连串的变故都表明了一件事，满人的大清已经开始崩溃了。

接到削去太后尊号和拆除满城的通知后，锡良召集了成都的满汉大员进行了商议。应该来说，拆除满城、停发旗饷对成都满人的危害性最大，但是因为成都将军绰哈布已经前往北京，现在满城内部并没有人愿意出头做出决定，因此几位满人统领只会向锡良表示抗议，但又不敢公开对北京的决定进行反对。

在这件事上，其他非八旗官员都保持了沉默，锡良能够看得出来，这些官员并不愿意和满人站在一起对抗朝廷的这个决定。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只能把话题转向了另一个，“那么这事先放一放，大家先说说，削去太后尊号一事，大家是怎么看的？”

这下连满城的统领们都闭口不言了，只有建昌道员赵尔丰毫不避讳的直言道：“康有为、梁启超就是逆贼，肆意挑拨皇上和太后之间的母子之情。若无太后，能有皇上吗？说皇上继嗣文宗皇帝，这是把天下人都当成傻子了…”

只是赵尔丰能够说这样的大实话，因为他是旗人，他哥现在还是云南总督，自然可以对北京不假颜色，但是其他人是不敢附和的。看着众人依旧保持沉默，锡良不得不点名了四川提督马维骐问道：“马提督你怎么看？你可也是太后提拔上来的。”

原本闭目养神的马维骐张开眼瞧了锡良一言，沉默了好一会才说道：“绰哈布将军上京之前有句话说的很好，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遵从皇上的旨意这就是最大的本分。要是连这点本分都守不住了，那么我们还怎么让下面的人听从我们的话？

现在的重点不是康梁说了什么，而是皇上说了什么。要是总督大人觉得，皇上说的话不算，那么谁说的话算数？我老了，脑子也不好使了，总督大人要是想说什么，不如开诚布公的说出来，就不要让我等猜来猜去了。”

马维骐这话一说，堂上的官员顿时把目光都转向了总督，锡良想了半天终究没能说出半个字来。这种情况下他还能说什么呢？难道说要为了太后起兵反对皇帝？就这成都城内的满人，现在抱怨的目的也是为了找停发旗饷的出路，而不是想要发动一场兵变来逼迫朝廷收回成命。

这场会议注定无疾而终，锡良最终上了一封请辞电文，国会随即调动端方接任四川总督，并负责解决成都满城问题。实际上端方依旧待在武昌，四川行政就此归入了重庆工农兵委员会。而这也就给袁世凯带来了莫大的危机感，他觉得武汉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大，北洋实在是扛不住，谋求列强的支持并收回满洲，就成为了北洋抗衡武汉的唯一出路。

第429章 预算和战绩

袁世凯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接受了日本人的劝说发起了对锦州的反击战，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涉及到了预算的分配问题。

鸦片战争时期，大清帝国的财政收入为4000万两白银，同治年间上升到了6000万两，甲午期间增加到了8000万两年时接近2亿两。

这种财政收入的增长是和新税源的开辟密切相关的，鸦片战争时期九成以上的财政收入都是田赋，但是到了1903年田赋在财政收入中只占到了33.8%，而关税厘金则占到了50.9%，厘金为各省督抚所控制，关税则在洋人手中。

袁世凯之所以能够养得起北洋，一方面直隶地区的财政收入在全国排第三年后湖广已经不向中央缴纳财政收入，因此也就不再排名年之前湖广位列第四约在1800万两，而直隶地区年收入2165万。

排在直隶之前的是广东，约2300余万两，排名第一的江苏则接近4600万两，比广东和直隶加起来还多，所以今年苏北受到水灾时，朝廷最关心的就是苏北的灾情，若是江苏不能尽快恢复过来，那么明年的财政收入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了。

不过虽然大清的岁入接近了2亿两，但是大多数都是和固定支出向对应的，真正能够动用的活钱也就只有关余和厘金收入。国会的预算分配，其实就是对上交给中央的关余和厘金这部分收入的分配。

在国会打倒了后党之前，这些收入都掌握在了慈禧和满人亲贵的手中，这也是义和团事件后两宫出逃形成的大清财政新格局。哪怕袁世凯现在担任了国务会议主席一职，他也没法从国会手中拿到这笔收入的支配权，因为他没法迫使洋人和督抚承认自己是中国政权的唯一代表。

在洋人看来，国会至少在名义上代表了中国各方势力的共同体，国会所签字的东西，个别势力是没法推翻的，他们虽然看好袁世凯，但并不认为现在的北洋有能力推翻国会，这就意味着他们对于袁世凯的支持很可能打了水漂。而督抚们同样不会选择袁世凯来代表自己，这意味着他们成为了北洋的附庸，下面的人也就会放弃对于他们的支持。

因此现在只有国会才能从洋人手中拿到关余，从地方督抚手中拿到厘金收入，自然国会也就顺利成章的拿到了预算分配的权力。当然这几个月内国会对于预算的支出管理，基本上还是能够让各省感到满意的，毕竟武汉今年为战争支出、省外的赈灾和建设上支付了超过8000万两的账单，这已经接近中央预算开支的一半了。

在日常生活中，中央政府的主要活动其实就两件事，征税和开支。一个能够向地方征税，然后把钱花出去的朝廷才有资格称自己为中央，满清之所以在义和团事件之后还能维持下去，就是它还能保住对地方的征税权力。

国会把后党打倒之后，传统的满人王朝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各地督抚向中央交税，不是出于对爱新觉罗家族的效忠和畏惧满人的武力，而是认为国会代表着国民的意志，也承认了国会用于管理国家的权力。

假如撇开国会这个中央政府的话，那么下面的地方势力也只有武汉更像是中央政府了，因为北洋除了收本地的税赋外，压根收不到其他地方的税，而北洋收到的税赋也不可能花到外省去，这就是为什么北洋只是一个地方势力的原因。

袁世凯现在也只能接受国会在预算上的支配权，因为没有了国会他就收不到地方上的税赋。而想要让国会把预算分给自己，要么搞建设，要么是为了战争。以收复锦州为名义，要求获得预算显然更加合情合理一些。

在日本加入战争之后，南北国民都有一种胜利在望的兴奋感，他们迫切的希望朝廷尽快出兵和日本一起把俄国人从满洲驱逐出去，从而洗刷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屈辱。在这样的激进情绪中，任何稳重的主张显然都是不合时宜的。

因此，袁世凯也学着武汉操弄人心的手段，把收复锦州的行动鼓吹了一下，也确实让他收获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支持，就连同盟会的一些人都发电支持了他。因此他也成功的从国会那里要到了一笔预算，为收复锦州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和武汉的合作，并不仅仅让袁世凯获得了一个国务会议主席的名头，也让他对北洋六镇及直隶地区的武装力量进行了重新整顿，使得他对于北洋一系的武力控制力获得了增强。

此前朝廷虽然给了北洋六个镇的编制，但是第一镇的番号给了旗人组成的新军，袁世凯压根控制不住，其他几镇也都安插了满人官兵以做监视。比如良弼刚刚回国不到两年，袁世凯就不得不将其任命为第八标统带官，以满足满人对北洋武力控制的欲望。

对于朝廷来说，满人是最可信任的，其次是派出学习的留学生，最后才是北洋自己培养的军官。铁良南下之前就在北洋各镇中大肆安插外来者，就是想要打破袁世凯私人控制北洋武力的局面。

当然，满人实在是缺乏人才，像良弼这样愿意前往海外学习军事的满人实在不多，回来之后骤然提拔，连基层都没待过，自然也就说不上对北洋加以控制了，反倒是这些满人和留学生进入北洋后就立刻获得了高位，引发了北洋基层军官的不满，认为这些人抢了自己的位置，使得他们上进无门，倒是更令北洋团结在了袁世凯身边。

现在么，趁着国会对满人掌权者的清算，袁世凯也开始了在北洋军中的清理运动，将那些强塞进来的满人官兵又调离了出去，从而把北洋六镇真正变成了以自己为首的军事集团。

毅军姜桂题部，驻直隶的淮军各营，这些过去只是和北洋有着历史渊源但没有上下级关系的军队，现在也被袁世凯整编成了北洋系统的一部分，从而让直隶的武装力量完全从属于北洋系统了。京城近郊的满人三大营和步兵统领衙门，现在完全成为了一个摆设，京城之内的治安归于京城警察厅，京城近郊的安危则被北洋第六镇所管理。

假如没有武汉在侧，袁世凯此时对于北京的控制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淮系最强盛的时期，从这个角度去看，京城满人称袁世凯是活曹操，也不算是空穴来风。不过现在有武汉在旁虎视眈眈，袁世凯也不得不先赚些军功来维护自己的声望先了。

就如徐世昌对袁世凯所言，“军队光有数量是难以压制住武汉的野心的，若是不能在战绩上和武汉相抗衡，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反抗武汉提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