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第125节 （3/4）

刚刚过去的1906年对于武汉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在新年的党的中央会议上，田均一就是这样开诚布公的对党的中央委员们说的，不过他随即便坚定的说道：“…但是从历史来看，今后的每一年都会比1906年更好，因此我们将会过的越来越好，而我们的敌人则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田均一的新年讲话虽然是对于党内的鼓动之言，但事实上也差不离。1906年对武汉来说是内忧外患，一方面要支持对俄作战，一方面还要应对内部的建设、赈灾和肃反运动。就连田均一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撑过来的，毕竟这一年长江中下游的大水灾，至少可以称得上是50年一遇了。

但是，在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和各地人民的支持下，这么艰难的一年不仅让武汉撑过来了，还进一步的扩展了党在地方上的声望。在此前，湖南、湖北及周边地区的地主，都把劳工党当成了又一次太平天国之乱，说这些人是来毁我名教衣冠和传承的。

鉴于地主对于佃户的强大影响力，加上地主们对一小部分佃户施加的小恩小惠，劳工党在距离武汉较远的落后乡村，特别是山区里，名声是相当的不好。不少偏僻地方的乡村甚至组建起了民团，拒绝武汉方面的人员进入本地，表示自己只知有朝廷，不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委员会。

但是一场对外战争加上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水灾，很快就摧毁了这一地区各自为政的乡村土豪势力。受灾的灾民和囤积粮食的地主，先天上就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灾民想要平价粮食以渡过难关，而地主则想着在灾年以低价收地，双方怎么能够互相妥协？

劳工党毫无犹豫的站在了灾民的一方，不仅遏制住了粮食价格，还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并推动了土地改革运动，这样一来地主就无法以谎言和传统的势力去继续控制乡村了。劳工党花费了大量资源去救济灾民，但也真正的把自己的影响力深入到了乡村中去。

到了1907年初，武汉对于湖北、湖南、安徽西部、江西九江、四川重庆、河南南阳等地，算是真正的建立起了完全掌控地方的政权，不再如之前各地只是在名义上服从武汉，实际上还有着极大的独立性。

第446章 新文化的兴起

“…按照设计，田家镇这里和对面的半壁山共计有9处炮台，从而形成交叉封锁江面的火力，主炮为256毫米的克虏伯后膛炮…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田一炮台，所有工程进展良好，已经完成40%以上的工程量…”

田均一站在田一炮台上观望着蜿蜒向东而去的长江水，江上的船只往来就没有中断过。他忍不住就打断了正在介绍的黎元洪问道：“假如各国军舰试图强犯我武汉，现在的田家镇要塞是否能将其拒之门外？”

黎元洪先是抬头瞧了田均一一眼，然后才谨慎的开口说道：“田家镇要塞已经具有了拒止军舰进入长江中游的能力，但是，我们是否能够自制256毫米大炮及炮弹？假如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么我们最多只能做短期的封锁，而无法长期实施封锁行动。”

田均一则看着长江上往来如梭的船只说道：“长江现在是武汉进出货物的主要通道，在粤汉路没有完成之前，长江要是被长期封锁下去，我们自己也会受不了。但是，有没有这扇门对于武汉很重要，至少各国想要对武汉进行武力威胁时，他们就必须要考虑能否通过这扇大门，也就给了我们以应对的时间。否则各国军舰动辄开到武汉，我们还有什么应对的时间？”

黎元洪也是连连点头称是，不过他还是忍不住感慨了一句，“要塞的建成确实能够震慑列强的军舰擅自进入长江中游，不过，真正能够震慑住列强的还是驻守要塞的部队。若是没有一支能够决心和要塞共存亡的军队，那么再坚固的要塞也一样抵达不住列强的恐吓啊。”

田均一瞧了他一眼并没有接这话，因为他知道黎元洪感叹的是甲午战争中旅顺口的失陷，淮系在旅顺口花了上千万两修筑的旅顺要塞，结果近乎一炮未发就拱手交给了日本人，最终这些炮台反而成为了迫使北洋舰队投降的威胁。

巡视完田家镇炮台之后，田均一就直接坐上了炮艇返回武汉去了，这也意味着他这一个月的巡视工作宣告结束了。元旦之后，劳工党各中央委员分别前往各地进行巡视，一方面是为了考察各地的汇报工作是否属实，另一方面就是想要听一听各地群众对工农兵委员会的意见，这实际上也表明了劳工党正从革命党向执政党方向的转变。

田均一视察的重点就是安徽灾区及九江的建设情况，从他现在看到的实地情况来看，各地党组织和地方委员会汇报的情况几乎都属实，淮河两岸受灾最为严重的灾区基本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安徽地方群众现在最为关心的就是在淮河支流修建水库的问题，以避免再一次发生这样大的水灾。

而根据武汉派出的勘察队的实地勘察报告，在大别山余脉的丘陵地带，也就是安徽的中西部淠史杭三河流域，只要能够建立起大型水库并加以引水渠道，那么这里就会形成适合耕作的人工灌区，从而解决当地的干旱情况，从而也避免了洼地年年大水的麻烦。

这场水灾虽然给安徽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但也因此解决了修建水库涉及到的移民问题，被大水淹没的地区，正是适合作为水库基底的洼地，大量的灾民也提供了修建水库的劳动力，只要清理出该地区的土地产权，那么这一大型灌区就可以正式的上马了。

田均一是二月一日抵达的武汉，他也是最后一位从外地视察归来的中央委员，因此当他返回武汉之后，劳工党中央及工农兵委员会就先后召开了会议，对视察结果进行交流并安排今年的主要工作。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驻北京的代表把对当前的制宪风潮的看法发回了武汉。

田均一等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们自然是支持秦力山的看法的，田均一直白的向各位中央委员说道：“我们革命的目标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打倒地主阶级所拥护的封建王朝建立人民共和国，只不过之前我们的敌人过于强大，所以我们在斗争策略上选择了拉拢一部分敌人打倒另一部分敌人，并不是说我们打算和敌人同流合污了。秦委员的主张是正确的，我们不可能和地主阶级坐在一起讨论修订一部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宪法，这是对人民的背叛…”

陈天华、邹容等都支持了田均一的发言，于是武汉的国民报很快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不是反对君主立宪，而是质疑当前的国会议员们到底有多少人知道本国的君主制度的危害和缺陷是什么，立宪的目的是为了限制君主制度带来的危害和弥补缺陷，也就等于是给君主制度打上一个补丁，假如议员们连本国的君主制度为何都不知道，到底立的什么宪？

国民报的这篇文章首先得到了同盟会的支持，同盟会虽然试图拉拢各地的开明士绅，但并不支持君主立宪制度，毕竟同盟会的革命主张是和排满主义紧密相连的，君主立宪实质上就等于是承认了满人王朝的延续，这就让同盟会的民族主义者难以接受了。

此前唐才常的自立军之所以得不到孙文等人的认同，就是因为唐才常主张接受光绪帝继续担任皇帝，而只是清理朝中的满汉顽固派人士，现在国内甚嚣尘上的君主立宪论，实际上和唐才常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而君主立宪论越是得到各地开明士绅的拥护，也就意味着同盟会的革命主张失去了市场。和武汉的劳工党不同，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本身就是不主张和地主阶级决裂的，在三方论战中，面对梁启超提出的革有产者之命的论点，武汉选择了正面迎战，但是同盟会则只能支支吾吾的掩饰自己的观点。

因此，当武汉掀起了革命高潮时，因为以慈禧和满人宗室为代表的顽固派反对由汉人领导更加深入的变革，一度让同盟会在国内获得了发展的宽松期，期望更加深刻的变革又反对暴力革命的开明士绅，都在和同盟会眉来眼去。

但是随着武汉和袁世凯联手，把光绪帝从软禁中解救出来，并在中央和地方对满人及汉人顽固派进行大清洗后，各地的开明士绅突然觉得同盟会怎么和袁世凯领导的北洋相比呢？相比之下，有实力且主张渐进式变革的袁世凯自然比连个地盘都没有的同盟会更值得他们去支持。

于是，这半年里受到打击的并不仅仅只有满人势力和后党，实际上同盟会也遭到了无妄之灾。此前和同盟会眉来眼去的开明士绅，一个个都成为了君主立宪论的积极支持者。于是刚刚看到花团锦绣的春天的孙文等人，立刻又感受到了秋天的来临。

不过这也令孙文和两广总督岑春煊有了合作的基础，随着武汉和北洋联手清理满人当权派及后党，满人虽然还占据着不少地方大员的职位，但实际上真正能够掌握的地区已经没有多少了。西北地区虽然是满人控制的最深的地方，但是满人也依然没法动员出这一地区的人力和物力对武汉加以威胁。

倒是还有一批对朝廷抱有忠诚之心的汉人督抚，还能勉强维持住地方的局面，而这批汉人督抚其实只有云南、广西和广东三省，其他各省的督抚，要么选择了袁世凯，要么就是试图维持中立局面的湘系，愿意为朝廷尽忠的已经没有了。

云南总督赵尔巽是极端敌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但是他的位置实在是不行，云南也缺乏和武汉对抗的力量。他一度是想联合四川、贵州和两广、两江对付武汉的，但是两江地区的湘系选择了中立，而四川总督锡良失去了四川人的支持，贵州巡抚则倒向了武汉，这就使得他的计划破产了，因此赵尔巽开始和袁世凯眉来眼去了。

但是广西巡抚林绍年和两广总督岑春煊都是不可能投向袁世凯的，因为他们本就是慈禧提拔上来对抗袁世凯的人物，后党倒台他们自然就倾向于光绪亲政，而看着光绪亲政无望，他们也不得不寻找别的出路。光凭他们自己显然是没法控制两广的地盘的，因为他们没有大义，也没有实力。

相比之下，同盟会在广东民间颇具声望，且同盟会作为革命党还能抵抗武汉的影响力进入到广东，对于岑春煊来说，和孙文进行联合，不仅可以保住地盘，还有了和袁世凯对抗的名分，自然就有了拉拢同盟会自立的念头。

因此，在广东推选后补国会议员时，不少同盟会成员就成为了广东的代表上京了。对于孙文来说，破坏君主立宪乃是同盟会存活下去的关键，他自然是不遗余力的对君主立宪制度进行攻击的，只是同盟会的力量还是过于地方性了，出了广东几乎就没什么影响力，这一次顺着武汉对君主立宪论的发难，孙文终于找到了破局的机会。

而武汉对于国会议员质疑的不仅仅在于他们对于本国君主制度的认识，还进一步提出了批儒批孔的理念。因为儒教正是中国君主制度的思想基础，不打倒这个思想基础，谈什么君主立宪都是扯淡，因为信奉儒教的人是无法提出限制君权的民主理念的。

自工农兵委员会成立以来，在自己治下就开始推行简化字、拼音、白话文和科学教育，可以说武汉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新文化策源地的基础，此次凭借着对于君主制度的反思和对儒教的批驳，武汉的舆论及教育界正式把新文化作为一种运动，开始向全国进行宣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