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第136节 （2/4）
于是面对舆论的批评，袁世凯也只能装模作样的斥退几个民怨最大的无能官吏，应付一下舆论的声讨，然后就装作自己已经接受舆论的监督改正错误了。当然，这并不代表袁世凯对这些让自己背黑锅的部下们就毫无意见了，只不过现在还用得上他们，所以不能过于追究罢了。
不过对于唐绍仪这些人物，袁世凯也多了几分提防，生怕一不留神又被这些留学派给坑了。像撇开武汉自行派人去参加美国的和平谈判一事，他就觉得非常的不妥，武汉又不是只会在报纸上嚷嚷的清流，人家手上可是有着真枪实弹的，真要闹起来，最终顶到前面去的，不还是他自己？
送走了唐绍仪后，他就把阮忠枢叫了过来，向他提及了唐绍仪对自己的建议。阮忠枢听后立刻嗤之以鼻的对袁世凯说道：“唐少川这个人，老是把洋人的规矩当成了不可触犯的天条。洋人要是真的这么守自己制定的规矩，俄国人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就该从满洲撤退了，哪里还会有之后的两国交战？
美国人早不调停，迟不调停，偏偏在俄国打输了海战，丢掉了上乌丁斯克之后，突然呼吁起远东和平来了，这不明摆着准备偏袒俄国人吗？我们派人去美国参加和平谈判，要是谈的好，也许会如唐少川所言，荣誉将会归于宫保你一身。
可要是谈的不好呢？日本和俄国都想要保住自己的利益，可他们想要的利益，不就是要从朝鲜和我国身上割取的利益吗？那么面对这样的和平协议，不论签字或是不签字，宫保你都要得罪中外舆论了。”
袁世凯沉思了大半天，发觉阮忠枢说的十有八九是对的，因为列强几乎肯定会这么干。
第486章 别无选择
就在阮忠枢猜测着袁世凯会做出什么样的决断时，却听对方突然出声向他问道，“宫中现在是什么情况？”
他立刻收回了心神，谨慎的回道：“上月初时太后身体有恙，到了上周据说已经卧床不起，卑职询问过太医院的医生，说太后年事已高，加上心中郁结，这一关恐怕是很难过的去了。”
袁世凯沉吟了半天后方才继续问道：“皇上那边呢？”
阮忠枢道：“皇上于前日入宫探望过太后一回，不过据说就在门外问候了一声，连一口水都没喝就走了。现在京中不少人都传皇上过于凉薄了，毕竟要是没有太后的话，又怎么会论到他入继大统呢…”
袁世凯摆了摆手打断了阮忠枢的抱怨，心平气和的说道：“这是皇上和太后之间的家事，我们这些臣子有什么资格讨论这些事？不过有件事我倒是想问问你，武汉对于君主立宪这件事到底是怎么想的？”
阮忠枢迟疑了片刻后方才回话道：“卑职查了武汉从去年以来的一系列发言，发现武汉从未有支持君主立宪方面的言论，虽然武汉方面是首先公开倡导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的，但是武汉的发言中从来没有说要维护皇室之类的话语，倒是关于共和的言论比比皆是。
所以卑职以为，武汉召开国会的目的，恐怕不是为了实现君主立宪，而是以国会的名义打击太后和满人的专权，最终迫使皇上退位，从而走向共和体制。类似于一场不流血的法国大革命。”
自从放开言禁后，外国的历史和哲学书籍就开始被大量的翻译成中文流传开来，特别是武汉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更是进一步降低了民众阅读书籍的难度，其中有关法国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书籍是最先在知识分子中流行开来的，毕竟现在的中国形势确实和这两段历史时期很想象。
因此，报纸上动辄使用法国大革命或美国独立战争的故事以隐喻中国政治，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因为历史资料相当丰富，又是一个大陆君主专制国家向共和制国家转变的时代，因此更容易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鸣，以至于连阮忠枢这样的老派读书人，谈话时也动辄把法国大革命挂在嘴边了。
袁世凯自然也是了解这股风向的，他自己抽空时也读过几本法国大革命的书籍，特别是关于拿破仑的书籍，毕竟欧洲人动辄将他称之为东方的拿破仑，他要是不去了解下谁是拿破仑，都不知这些欧洲人到底是在夸他，还是在嘲讽他了。
一场不流血的法国大革命，对于袁世凯来说可谓是好坏参半，好处就在于他不必再担心光绪和满人找自己算账了，坏处在于失去了朝廷权威的加持后，他就得以自己的声望去和武汉对抗。
老实说，从朝鲜逃回之后他就已经失去了那种在政治上正面对战的勇气，在朝廷的框架下，操纵权术打击政敌，才是他现在最为熟悉的政治斗争方式。但是武汉推翻了他们这些人所习惯的官场斗争模式，把政治斗争变成了正面对撞，这种莽撞的肉搏战其实是充满了风险的，因为失败者连退场的机会都不会有。
在官场斗争中，只要你放下权力承认失败，那么胜利者还能放你回乡下去当个富家翁，如戊戌变法中那些帝党就是这么下台的，至于走上断头台的六君子，是因为他们不肯认输跑路，而不是后党一方要赶尽杀绝，肯逃跑的康有为、梁启超不就没事了么。
但是武汉玩的不是官场斗争，而是政治团体的对抗，这种一开始就把政治理念公开宣布出来，然后要求民众跟随自己的做法，其实是相当不符合大清的官场惯例的。
因为这种政治团体的对抗，一开始就划出了政治上的敌我，敌我斗争自然是你死我活的。而戊戌变法一开始，也不过是船上的人争夺谁来把舵的权力，并没有说要对后党、地主乡绅喊打喊杀的。谭嗣同等变法派主张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主张要救活船上所有人，只不过要求某些人拿出财产来先救这条船而已。
袁世凯是很熟悉后一种变法中的权力斗争的，因为变法派和守旧派之间其实并没有什么难以逾越的鸿沟，大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因此哪怕一方失败了，还能迅速的转到另一方去，至少对于个人来说，还是有着退路的。
像武汉这样，一开始就把自己这边的后路给断了，接下来就投入到一场不胜则死的斗争中去，对于袁世凯这样的旧官僚来说其实是相当的不适应的。因为他们没办法在前期观望局势了，而那些一开始站在武汉对立面的人，之后也很难再混入武汉的核心中去。
可以说，自从武汉这一势力出现之后，中国政治就打破了表面上一团和气的虚伪场面，那些不能适应新的斗争方式的旧势力，正迅速的被这种斗争方式所瓦解消灭，这里说的正是后党和满人。
比袁世凯更加依赖朝廷大义的正是后党和满人，失去了朝廷这个大义名分，后党和满人手中的权力就彻底的化为乌有了。比如京城的满人宗室，过去仗着朝廷的大义名分可以对北洋及各地督抚加以牵制，因为北洋和各地督抚同样只有依附于朝廷才能拥有各自的权力。
但是武汉打破了朝廷的大义后，原本压制北洋及各地督抚的朝廷，瞬间就失去了那种神圣的光环，然后大家就突然发觉，他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朝廷给与自己的名分统治地方，而是朝廷需要他们的支持才能维持运转下去。于是，以庆亲王为首的满人权贵，攀附太后的汉人官员，立刻从天上跌落到了地面，他们失去了那种可以指使他人的权威。
这场战争更是进一步在世人面前撕破了朝廷的体面，让天下人认识到，朝廷实质上已经失去了保卫这个国家的力量，能够保卫这个国家的只有武汉和北洋这样的地方势力。在这种局势下，还拿着朝廷给与的名位去压制地方势力，就真正是个笑话了。没有武汉和北洋的背书，朝廷的命令能出得了北京城吗？
就连普通的知识分子都已经真正的明白了过来，现在就是王朝的末年，是大争之世，决定天下大势的是实力而不是什么高贵的家世和神圣的血脉。假如说主导戊戌变法的谭嗣同等年青读书人，心中还存有挽回衰微王朝命运的念头，那么在1907年，抛弃旧王朝，迎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声音。
哪怕在政治上趋向于保守的袁世凯，也开始慢慢接受清王朝是时候结束的观点了。当然，袁世凯之所以会生出这样的想法，主要还是为形势所逼迫的。在回銮新政之初，袁世凯还是支持王朝延续的，毕竟他的功绩和权位都和这个王朝有着莫大的关系，王朝的延续是有利于他的。
假如太后能够继续掌握权力，并在去世之前另立新帝，那么袁世凯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反对这个王朝的。毕竟只要他效忠这个王朝一日，就能借助这个王朝的名义压制其他对自己的挑战者，只要王朝不抛弃他，他几乎就立于不败之地了。
但是武汉的出现，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抛弃了日暮途穷的太后，借助光绪的名义，武汉想要击溃北洋都不需要费什么力气。而抛弃了太后的袁世凯虽然保住了北洋这个小团体，可却和光绪、满人、忠于朝廷的清流成为了死敌。
到了这个时候，袁世凯除了推翻满清之外，已经没别的路可走了，因为不管谁上台，只要还承认满清的正统性，就必然要清算他。就如同武汉现在不断的清算后党和满人，完全不顾及世人的眼光，因为武汉的政治主张就是敌对这些人。
因此听了阮忠枢对武汉在政治行为上的分析，袁世凯并没有感到有多么的不满，只是觉得有些怅然，就好像畚斗了一辈子，突然发觉自己只是白费功夫，现在又要重头来过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态一般。
不过他很快就收回了这种无助感，转而对着阮忠枢正色吩咐道：“继续盯着宫内和庆邸，有什么情况就尽快报我。另外你去和秦力山接触一下，看看他们打算如何推动共和。这仗打到这个程度，也该考虑一下和平的问题了，他们到底是怎么考虑战后问题的，我想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