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2章 第142节 （2/4）

田均一相信林信义能够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因为他比相信自己更加信任对方，毕竟劳工党现在所走的革命道路，正来自于林信义对中国革命的判断。

假如没有当日林信义对他们深入的推演中国革命的几种可能性，那么即便他们回国后会组建一个革命党，但绝不能建立如劳工党这样的先进革命组织，也不可能去发动劳工去推动群众革命，自然也就不会出现当前一个革命力量占据优势的武汉政权。

林信义在考察完成之后也同样有着很多想说的话语，能够把自己的设想变为现实，他觉得田均一等劳工党党员的工作能力和革命自觉性都是没有问题的，哪怕他来做这些工作也不可能比田均一他们干的更好，毕竟田均一等革命志士比他更有一种改变中国现状的迫切性和使命感，他的优势不过在于有一个穿越者的灵魂，假如双方同处于一个时代，那么他是无可能和这些人坐在一起讨论什么问题的。

因此当田均一来询问他时，他思考了半天还是把细节上的问题忽略了过去，向着对方说道：“今次的考察时间还是短了些，如果能够有三个月或半年时间，真正的在某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也许我能看到一些较为深层的问题，现在么我也只能讲讲自己的感受，不能算是很严谨的调查，只能讲讲表面的东西。”

田均一听后立刻说道：“搞武装斗争，我们有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推翻满清朝廷，只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就算是错了也是小错误，只要不往回走就行。

但是搞经济建设，建设人民政权，我们都没有经验，甚至连明确的目标都没有，简单的说就是找不到一条明确的道路。劳工党当前的所有理论几乎都出自你的思考，我觉得你至少要比我们大多数人都了解那条道路在哪。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就算真的有什么问题，我们纠正它不就好了。只要我们不偏离大的方向，那就不是什么问题。”

见田均一摆出愿意接受一切批评的姿态，林信义也就顺势说道：“既然你这么说，那么我们就一起讨论，我觉得第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城乡差别…”

田均一一开始以为林信义提出的城乡差别是指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别，革命发展到今天，劳工党对于城市和乡村工作也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乡村工作要比城市工作难做的多，还特别耗费干部。在城市里，一个好的干部就能把一个厂数百上千青壮管理起来，但是在乡村，不要谈发动群众讨论革命理论了，光是分地造成的个人矛盾就让下乡干部怨气满腹了。

有的干部下乡之前还信心满满，认为只要把地主赶走，把土地一分，农民就会和工人一样团结在党的周围，党让干啥就干啥，从而成为革命力量的一份子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地主面前连屁都不敢放的贫苦农民，分地的时候却开始挑肥拣瘦，不是想着巴结干部给自己分好地，就是仗着自家兄弟多去逼迫村里的小户和自家换地。

政治觉悟不高的下乡干部认为，这是农民无知、愚昧、自私的体现，因此不应当给农民什么政治权利，而应当由党委派积极分子管理农会，从而实现党对乡村的领导。

政治觉悟高一些的下乡干部，从工厂工人和农民对待革命的热情对比之后，则向中央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工人对待革命的热情，在于工人获得了对工厂的管理权力后，工人依旧还是工厂集体中的一员，所以集体的利益还是高于个人利益的，侵犯了集体的利益就等于侵犯了其他工人的利益，从而受到了集体的约束。

乡村的农民并没有集体的概念，他们只有个人财产，在没有分地之前，他们想要的是保住自家的土地并侵占别人的土地，最终成为脱离劳动的地主阶级。分地之后，并没有改变农民的这种想法，他们分了地主的土地，但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想要成为地主的念头，他们的左邻右舍依旧是竞争者而不是合作者。

因此，指望分地让农民变成革命者是不大现实的，分地只能让农民支持党而已。想要把农民改造成革命者，就得没收农民的土地，让他们和工人一样变成一个劳动集体，然后用集体去改造他们自私自利的观念…”

不过很显然林信义讲的不是这个差别，“…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水平会迅速的出现差异化，特别是在急剧工业化的地区，城市和乡村生活水平的差距，甚至会出现小地主在乡村的生活水准甚至都及不上城市贫困居民的生活水准的情况。

这种差距的出现，就是工业对农业生产力上的优势。根据对武汉工人收入和江汉平原地区农民收入的调查，一名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是平原上200亩中等土地的收入，而江汉平原上的人均耕地约10亩每人，也就是说一名农民需要200亩土地才能获得和普通工人相当的年收入，在当前的中国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工业对农业生产力优势将会进一步扩大，也就是说今后农民需要更多的耕地才能和工人的产出持平。但是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前景下，人均耕地只会减少不会扩大，也就意味着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会进一步拉大。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就会向工业劳动力转化，因为当工人显然要比种地更有利益。但是工业化是需要资本和市场的，也就是说不管工业化如何迅速，它也不可能完全接纳来自农业的的剩余劳动力，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本身工业基础就不好，9成以上都是农民，只要10个农民中有一个跑来城市当工人，那么城市就会爆炸了。

日本当前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日本资本家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一则压缩工人工资，人为降低工农之间的收入差异，从而阻止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二则把大批的青年妇女送去国外从事风俗业，既可以减少农村人口的出生率，又能获得国家所需要的外汇。”

林信义注视着神情严肃的田均一，话锋一转问道，“那么中国今后怎么办？该如何应对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差异化？这种差异化必然会撕裂当前的工农联盟，而资本主义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他们会联合农民对无产阶级政权发起进攻的，会把这种工农业生产力的不平等造成的差异说成是工人阶级对于农民阶级的剥削，从而窃取工人阶级的统治地位，并把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装入自己的腰包，然后让农民对自己感恩戴德。”

田均一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当前革命的最大敌人就是地主阶级和满清王朝，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是命中注定的敌人，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尚未发育的农业社会而言，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几乎很少人能说清楚，大家确定的只有满清王朝和地主阶级的恶，帝国主义的恶，资本主义的恶还真没什么感受。

但田均一并不觉得林信义是在危言耸听，因为他在日本游学期间确实看到了日本下层民众的痛苦生活，甲午战争后怀抱着对明治维新良好期望的中国留学生抵达日本之后，很快就发现所谓的明治维新只做到了强兵，至于所谓的富国就是个笑话。

日本平民的生活远不及中国平民，如果说中国平民还能躺平活下去，那么日本就是一个躺平就要饿死的国度，这样的日本自然让中国留学生大失所望，再加上日本平民战后对中国人的歧视心理，留日学生便普遍产生了反日情结。

田均一只是回想了一下自己在日本的见闻，就诚恳的向林信义请教道：“那么我们该如何做，才能避免城乡差异的拉大，并维持工农联盟呢？”

林信义思考了半天之后方才叹息道：“老实说我也没有想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但是我认为最坏的解决办法就是削减工人阶级的利益去补贴农民，这不只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也打击了工人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意愿。

我认为，无产阶级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王朝是有优越性的，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所统治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实是没什么优越性的。比资本主义优越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度下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

甚至于社会主义国家失败后退时，也不会退回到资本主义，而是会退回到更为落后的封建王朝时代，因为红色权贵不会去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只会按照血统论来统治国家。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可以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但难以实现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只要国家这种组织形态还存在，那么生产资料公有必然转变为国家所有，官僚集团和资产阶级可以通过窃取国家来夺取无产阶级的生产资料。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问题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的存在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专政而非削弱它。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在于无产阶级必须有作为统治者的自觉，放弃了统治权力的无产阶级是没法维护无产阶级政权的…”

第509章 无产阶级的道德观

林信义注视着田均一对城乡差异做了最后的总结道：“所以，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我们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维持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是维护工农联盟，工农联盟存在的意义在于建立和维持无产阶级专政，一旦工农联盟损害并妨碍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就应当对工农联盟进行调整。

为什么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工农联盟会妨碍到无产阶级专政？因为农民严格来说并不属于真正的阶级，地主也是包括在农民群体之中的。无地农民、自耕农、富农、地主都是农民，虽然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几乎是一致的。

严格意义上的工农联盟，是指工人阶级和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农民建立起来的联盟；广泛的工农联盟，则是反抗资本和地主压迫的工人、农民的联盟。在无产阶级政权没有建立的革命初期，广泛的工农联盟是稳固的，因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敌人。

但是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在革命取得一定成果，资本和地主被击败后，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分歧就出现了。工业化带来的城乡差异则放大了这种分歧，工人希望把整个国家都纳入到公有制经济当中去，消灭工人和农民的差别，但需要有先后，毕竟工业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

但农民的利益诉求却和工人不同，在那些距离工业城市较近的乡村，他们看到了工业化带来的好处，所以想要脱离农业成为城市的一员；而远离工业城市的乡村，获得了自己土地的农民则希望继续过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解决自家的温饱问题，或者再进一步蓄积土地，让自家成为新地主，也就是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