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5章 第195节 （2/4）

我们之所以不能在价格上和外国工业品展开竞争，因为我国的工业水准太过落后，搞价格竞争只能让这些现代工业倒闭。所以，必须要对我国的幼稚工业进行保护，这种关税保护，德国人和美国人都干过，美国现在的关税还在30-50%之间，正是关税保护给了美国工业以发展的时间。

认为调低对工业品的关税可以让农业部门减少支出，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一旦自身的工业发展不起来，那么中国的农业就会受制于外国的工业体系，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就会沦为廉价的粮食和劳动力的提供者，中国工业和外国工业之间的技术差距会不断扩大，最终被迫放弃在工业上的投入。

而对于农产品定价过低问题，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定价确实被压低了，因为我国的工业部门需要廉价的农业原料才能保证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则是外国公司有意调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以引诱农民大量的种植经济作物。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市场手段，当农民大量贷款去种植烟草和美棉后，这些外国公司就会以市场上出现大量供应压价，而为了归还贷款，农民将不得不以亏本的价格出售经济作物。

为什么我们要统购统销，禁止主要农产品的市场定价权？因为作为个体的小农生产者压根就不可能是市场的受益者，统购统销是为了保护我国的落后农业，虽然这些小农户在经济上没有获得最大的利益，但是我们也保证了他们不会遭到市场的恶意打击。

请各位委员想一想吧，如果我们采取市场的方式来给农产品定价，故意提高某种经济作物的市场价格，然后引诱农民去扩大生产，第二年则拒绝收购这种经济作物，那么这些农民就会迅速的破产，我们还需要劝说他们参加集体化的公社吗？我们完全可以把负债累累的农民的土地收购国有，然后采取大农场制度，这就是英国的羊吃人，也是美国掠夺印第安人土地的翻版故事。

你们确定，这种资本主义方式的市场经济，会比当前的统购统销模式对农民更加的公平？”

委员们都被林信义的话语给震慑住了，不是被其前半段的经济理论所说服，而是被最后的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掠夺模式给吓到了，这不是在凭空想象，而是确实可以进行操作的手段。事实上外国的资本家已经在中国这么干了，比如英美的烟草公司就在推动安徽等地的农民种植烟草，给出的价格相当的可观，这使得安徽不少农民都放弃种植粮食、棉花和鸦片，而投入到烟草种植产业中去了。

但正如林信义所描述的，当这些农民大量的借款去种植烟草后，外国烟草公司只要压低收购价格，那么这些农民就要面临出售则亏本，不出售自己又没法偿还贷款的困境。欧美烟草公司鼓励安徽农民种植的美国烟草品种，只适合于制作烤烟，和过去中国的土烟品种是不同的，这种烤烟需要建造烤房，投入相当大，所以农民必须要进行贷款才能进行种植。

一旦烟草公司降低价格收购，那么这些农民面临的处境就相当困难了，毕竟农民是按照去年烟草公司的收购价来盘算自己种植烟草的盈亏的，压根不会想到市场的波动性会这么大，毕竟小农经济中，市场价格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只有粮食在灾年和丰年中才会出现剧烈的价格变化。

拿着小农经济培养出来的投机心理去和资本市场进行博弈，这和后世的散户想在A股市场中战胜庄家一样困难。这些委员们虽然还保留着不少小农经济的观念，但他们并不蠢，所以还是能够听得出，林信义说的到底是恐吓手段，还是真的可以进行操作的具体方案。

在震动过后，何玉衡和陈仲甫都不约而同的对林信义展开了反击，两人不敢否定林信义说的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主张党和工农兵委员会可以对市场监管，从而限制这种情况的出现。

林信义两手一摊，询问两人道：“你们说要以法律限制外国公司不能随意缩小采购的数目，这和统购统销的办法究竟有什么区别？我只听说过权力部门强迫别人低价出售商品的，唐代不就有卖炭翁了么，但我还没听过有强制商人高价收购的权力部门，封建王朝都没有实施过这样专制的制度，工农兵委员会却要实施这样的制度，那么这还是无产阶级所追求的公正社会吗？”

何玉衡和陈仲甫的主张，连其他委员也不能接受，特别是负责金融和商业工作的委员，他们觉得如果搞这种强制性的市场经济，商人估计都要逃离武汉了，跑掉的可不单单是这些外国的资本家了。而负责行政方面工作的委员也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种权力控制下的市场，必然会引发严重的腐败问题，到时候民众还会信任党和工农兵委员会吗？

等到其他委员发表了意见之后，林信义才接回话题说道：“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个人在自由交易的情况下寻求最大利益的交易。对于个人来说，这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想法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对于国家的主导者来说，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认识，既然有人的利益最大化了，那么市场中必然就会出现利益受损的个人。

只关心市场中那一部分得到额外收益的个体，而忽视了另一批利益受损的个体，这和封建王朝把士大夫以下的劳动者当成维持社会运转的牛马有什么区别？既想要获得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又想要公有制经济的公平性，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在市场经济中，为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个人必然会侵犯集体和全民的利益，而作为公有制经济基础的国营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也会谋求利用其自身地位和大资本，达到垄断某一行业的企图。这样的国营企业实质上已经和全民无关，他们已经变成了某一些人所有的国有企业，这种垄断企业的内部工人会脱离无产阶级，成为垄断企业的附庸。

统购统销虽然存在不少弊端，但是相比起放开的自由市场，至少它还是不坏的。另外，我还有提请各位委员们注意，无产阶级是不会支持一个不能发展生产力的政权的，哪怕它自称是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壮大自我的力量，没有力量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抵挡住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的联合进攻的。

失去了无产阶级的支持，那么党和工农兵委员会都不能生存下去，因为资本主义不会容许一个不受自己控制的市场，而地主阶级则不会容许任何使农民摆脱地主阶级的控制，因为地主自己是不劳动的，而土地没有了人的劳动就不可能产生财富。

这就是党和工农兵委员会为什么不可能和资本主义及地主阶级媾和的原因，因为人家天天都想要消灭我们，毕竟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就是对他们最大的维新…”

650

虽然政治会议是田均一主持的，但是田均一发觉今天的会议要比他想象中轻松了不少。林信义仅仅依靠理论上的辩论就把其他委员给压制了下去，如果是换做他自己来推动工农关系的确定，那么是不可能如此顺利的。

对于田均一来说，党的政治会议其实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过去党的主要敌人是满清朝廷时，大家在会议上几乎不用说服就能取得一致。但是随着满清朝廷权威的崩塌，哪怕连党外的普通群众都觉得大清要完蛋了，这个时候党内的成员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就多了几分自己的想法了。

这种想法倒不是全然是私心，但就如林信义当初对他所言，每个人都是身处于一个阶级之中，他可以背叛自己的出身，但没法背叛自己的阶级，作为乡绅家庭的知识分子投身于革命，这种事情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少见了，但是想要让这些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承认，他们和劳动者地位一致，往往都会引发诸多反对。

包括田均一自己，一开始也是认为劳动者是愚昧的，他们太容易受到物质的影响，所以不可能坚定的把革命进行到底。但是在武汉工农兵委员会成立之后，田均一才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实际上容易放弃革命的是那些知识分子，而不是底层没有什么知识的劳动者。

这些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的原因，一是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太平天国爆发后，捐官成为了官场一大主流，通过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反而变成了少数派，虽然满清从入关开始就一直把卖官当成了解决财政问题的办法，但在太平天国时期这样大批的出售官职，也是极为罕见的，哪怕大明要完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卖官过。

满清入关后，用满汉并立已经分去了官场一大块蛋糕，明代时连皇帝都不敢轻易折辱的进士官，在满清不过是和家奴并立的存在，所以进士在清代的地位已经大大的不及明代。再加上捐官体制，清代的士大夫对于皇权已经构不成任何威胁。

这一点其实可以从明清的拥立情况就能看得出来，明代士大夫的党争几乎都是从拥立谁为太子开始的，而在清代，没有那个汉人大臣敢议论皇帝该立谁为太子的。不过士大夫的地位虽然远不及大明，可终究还是统治阶层，清代官民之间的差异要比明代大的多，因为满人是真不把平民当人看，满清一朝屠杀本国平民的记录是空前绝后的。

所以，清代读书人想要做官的心情反而比明代要激烈的多。满汉并立也好，用捐官也罢，只要不堵住了读书人科举的门路，那么他们还是愿意拥戴大清的。但是辛丑事变之后，满清开始取消科举制度，转而开办新学校，这就极大的激怒了把科举视为人生唯一希望的读书人，辛丑之后加入革命党的读书人可谓是比比皆是。

但是这些读书人在新的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之后，对于继续推动无产阶级革命的事情就没啥兴趣了，因为对他们来说，革命已经完成了，自己都已经靠着入党当了新朝的官，现在当然应该维持官员的体面，而不是继续为民众做事。

毕竟读书人想要做的是百姓的父母官，不是做百姓的仆人，什么是父母？就是不管对错，儿女都应该顺从父母，这就是以孝治天下的根本用意。在孝文化下，儿女就算被挨打了也得承认是自己的错误，哪怕他们没错，也不该对父母的责罚有什么怨言，毕竟父母给了他们投生于世的机会。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在击败了列强的舰队和俄国人的入侵后，其统治的法理性已经超过了满清，这就意味着，即便大家不做什么事，老百姓也是会承认工农兵委员会是合法政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党员干部就不大想继续辛苦的做事了，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到了休息的时候，毕竟对于中国的官僚体制来说，评价官员的标准不在于做事，而在于官员的个人品德和其治下民众有没有安居乐业。

官员的个人品德靠百姓给官员送万民伞和立生祠，民众的安居乐业则以诉讼案的数量来评价，于是满清的贪官污吏们，一般在离任时都会强迫百姓送万民伞，并拒绝接受地方上的诉讼案，凡是来告状的都是刁民，要让地方里甲带回去好生看管。

与此一脉相承的，就是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治下，也出现了许多呼吁给民休息的呼声。认为不需要组织群众在冬天修理水库和河道，不需要让法院对任何民事诉讼都接受，看起来这些党员干部是为了老百姓好，毕竟冬天修水库和清理河道确实是让农民不得休息，不让法院接受民事诉讼也是为了建立和谐社会。毕竟现在法院接的最多的诉讼是离婚案。

但是这些党员干部完全忘记了这样几个事实，水库和河道的修缮虽然是国家的事情，可受益者却是当地的民众，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集合分散的个人的力量去做公共工程，让个人获益。修水库时认为是苦役，遇到干旱年景，这些官员就把责任推到气候不好，似乎他们做这个官是不用考虑自然灾害的问题的。

而反对法院处理数量众多的离婚案就更是笑话了，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自从建立以来就主张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这是许多离婚案出现的原因。而女性之所以要提出离婚，一小半是因为婚姻是父母做主非自己愿意，一大半则是难以忍受婆家的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