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章 第197节 （1/4）

所以，哪怕印度上层的精英自己都经常抱怨，他们在伦敦留学时遇到过各种歧视，但他们至少不会如美国那样，走在大街上都会被白人袭击，袭击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的肤色，而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确保了白人袭击有色人种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因此，当这些印度精英返回印度投身于民族主义运动遭到英属印度政府的迫害时，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流亡到国外去，而是选择前往伦敦生活，他们知道这座城市能够保卫自己不受英属印度政府的迫害，而其他地方还真不一定。

印度人和中国人在诸多问题上有着较大的分歧，但还能建立起合作关系，第一个就是双方都认为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是双方民族自我解放唯一能走的革命道路，离开这条革命道路，谁也不敢说自己可以依赖民族主义把中国人或印度人组织起来。

第二个就是林信义的存在，作为向中印两国传递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者，林信义主张国际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是对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唯一出路，在其多次证明了自己的革命理论是正确的之后，中印的革命者几乎都不会对其判断提出质疑。

而中国和印度革命的联合，也确实给双方带来了许多好处。印度革命对中国革命最大的贡献就是，英国人无法再从印度抽调人力去压制中国革命，而英属印度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印度官员，这些官员能够轻易的接触到伦敦发给英属印度政府在亚洲的外交问题讨论，英国人似乎都没有考虑过印度人会把这些情报透露给中国人。

如果说伦敦是大英帝国的头脑，那么英属印度政府就是大英帝国的身体，所以伦敦想要在外交上进行任何调整都不可能对英印政府进行隐瞒，否则大英帝国就没法运行下去。于是英属印度政府得到的许多情报，其实和印度本身没啥关系，有关系的是之后印度该如何配合伦敦的决定。

当印度人民委员会把英印政府的情报向劳工党进行通报后，英国对华外交的变化就几乎都被劳工党掌握了，甚至于武汉对于伦敦的判断还要早于英国驻华公使得到正式电报，因为伦敦外交大臣在决定对华外交之前必然要先征求印度总督的意见。

至于印度革命从中国革命这里得到好处，其实只要中国革命存在，对于印度革命来说就是最大的好处。因为中国革命极大的吸引住了英国人的视线，使得伦敦不得不多次对英属印度政府强调，一定要保持印度的稳定，不能让印度也陷入中国式的混乱，大英帝国不可能同时应付三个战场。

所以，林信义真要能够抛弃日本人的身份加入劳工党，必然会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么双方之间就不会有什么信任问题。但是林信义没有这么做，自然也就让蔡锷和田均一对其保持了一分警惕，这不是感情问题，而是从组织内外关系的角度看待的问题。毕竟在日本的林信义是完全脱离组织生活的，他们没法了解林信义到底做了什么。

但是现在么，林信义就工农关系上的论述和对中日合作问题的看法，让蔡锷和田均一都释去了对于林信义的疑虑之心。返回日本之后的林信义依然在思考革命问题，并对日本和中国革命的形势进行了探索，这就是双方可以互相信任的基础。

所以蔡锷和田均一接受了林信义对于日中合作的可能性和推动亚洲革命的必要性，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两人都有着不同的疑虑。比如蔡锷和田均一都对先从德国下手感到疑惑，在他们看来德国对于武汉来说是列强中最友善的，就算要废除德国在华的特权，也应该放在最后，而不是一开始就把这一可能的助力推到武汉的对立面去。

对于两人的疑惑，林信义做了一个细致的分析，“如果是在1900年，确实你们说的情况会出现，义和团对美国和德国侨民的袭击，引起了列强的一致。

但是1900年的时候欧洲还没有形成两大阵营的对抗，只有法德矛盾而已。所以当满清向万国宣战后，列强才能迅速的达成一致出兵。

可现在的欧洲已经围绕法德矛盾形成了英法对抗德国的阵营对立。欧洲两大阵营的对立局面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是分不开的。先发工业国强占了世界大多数原料产地和人口市场，从而形成了垄断的殖民帝国，后发工业国虽然凭借着技术的革新在生产力发展上追上了前者，但是想要动摇前者在全球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却不是凭借生产力优势可以完成的。

八国联军之所以能够迅速达成一致出兵中国，实质上就是为了瓜分地球上最后一块未被欧洲殖民的大陆。但是辛丑条约的签订让德国的帝国主义者意识到，在现存的英法殖民体系下，不仅仅那些落后的东方民族受制于英法，就连欧洲的后方工业国也同样是英法限制的对象。

德国出兵中国的诉求当然不是为克林德报仇，他们想要的是瓜分中国，就如英法肢解了奥斯曼帝国那样，德国也试图从中国的被肢解中赢得一块人口资源集中的殖民地，为德国的工业品建立起海外的新市场。

德国在青岛的投资就是一种政府主导的长期规划，和英国在香港、上海以商人为主的开发模式是不同的。但是英国主导的保全中国的方案，粉碎了德国人在东方建立新日耳曼的企图，俄国对中国发动战争也是出于对英法殖民体系的不满。

而俄国在远东的扩张，在英国的支持下被日本和中国给击退了，俄国的失败其实已经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已经从全世界未被征服的非欧民族转向了对大英帝国全球统治造成威胁的欧洲民族。

所以，欧洲两大阵营对抗，最具有战争欲望的实际是英国而非德法。英国试图借助法德矛盾制造一场对德战争，从而摧毁德国对大英帝国全球霸权的威胁能力。

英国的战略目标是如此的明确，以至于英国政府正不断收缩其全球霸权，把主要的海军力量调回了欧洲。这正是亚洲民族恢复一定主权的最好时机，因为英国的全球收缩正导致局部地区的权力真空。

我们现在趁着英国全球收缩把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海权夺回来，是代价最小的时刻。德国、法国不可能再有什么余力去欧洲之外挑起战争，荷兰本身是个小国，他对于南洋诸岛的统治实赖于英国的支持，而美国在巴拿马运河建成之前是没法干涉太平洋这边的事务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求德国放弃在华特权，英法不仅会乐见其成，德国甚至都不能在欧洲找到什么支持者。因为欧洲战争的选择权不在德国手中，他想要保持欧洲和平都办不到，还谈什么列强一致的原则。”

蔡锷和田均一都情不自禁的点头认同，他们也觉得现在的德国正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迫使德国放弃胶澳租借地并不是不可能，毕竟就连德国人自己都曾经讨论过，是否把胶澳租借地交还给中国，以换取德国资本在中国内地的投资许可。

在瓜分中国的企图没能实现后，胶澳租借地对于德国来说就变成鸡肋了。毕竟德国是把山东作为东方殖民地来经营的，光一个胶澳租借地是没法维持德国在东方的统治的。仅仅只是为了山东的经济利益，那么德国就不需要在青岛搞这么现代化的港口。

只有如英国这样控制了海权的国家，在其他国家只要占领一两个港口就可以进行商业上的垄断贸易了。对于德国这种连大西洋都说不上话的陆权国家，在海外建立港口城市其实没多大意义，因为只要英国和德国爆发战争，这些港口城市就是英国人的战利品。

只有以山东为殖民地的青岛港才是有价值的，因为山东的民众能够被动员起来保卫青岛港，这也是德国投资胶澳铁路建设的一大原因，平时向青岛港输送货物，战时向青岛提供人力和物力。

但是义和团的反抗和英国反对瓜分中国的方案，使得德国建设青岛港的意义基本不存在，只剩下了掠夺本地财富一个功能。只是相比以长江为物流通道的上海，青岛显然在商业竞争上是不利的。就连德国商人在武汉没有开发之前，也多半选择上海而非青岛建立工厂。

现在阻碍中国方面收回胶澳租借地其实就两个原因，柏林不希望让国内知道他们在东方花费了大量资金建设的青岛港只是英国人手中的人质，而武汉方面则是顾虑收回胶澳租借地会引发德国资本的危机感。

所以在林信义没有指出这一问题之前，劳工党选择把这一问题放在了其他问题之后，相比起远离武汉统治区的青岛，劳工党其实更关心上海的地位问题。毕竟位于长江口的上海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武汉的对外贸易就等于随时能被人关上大门。

林信义也听取了两人对德国合作关系的顾虑，毕竟现在的武汉和德国资本、德国军方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德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上远没有商人和军人那么灵活，他们既要受到皇帝的指示，也要承受舆论的压力，因此不可能在对华外交上出现什么激进的政策。

皇帝本人的立场和军方是一致的，认为武汉在战争中的不俗表现，让中国有可能成为德国在远东的朋友，一旦欧洲爆发战争能为德国牵制俄国、印度。

但是社会舆论对于中国的评价则两极分化，实业家认为德国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有利于德国经济，但是中小商人和地主们则认为，中国应该成为德国的印度，而不是地位平等的朋友。中德贸易中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让步，对华出口轻工业品的关税保护，都使得德国人民受到了损失。

德国民众对待中国的立场倒是和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态度差不多，军方和资本家都认为奥斯曼帝国应当成为德国的朋友，但是普通德国民众对于奥斯曼帝国的印象，依然是东方的君主制国家，皇帝身边整天环绕着一群太监，政治上腐败不堪，实在看不出对德国有什么帮助。

当然，在义和团事件中威廉二世发表的匈奴人讲话，也刺激了德国民众对于中国人的歧视心理，现在才过了几年，政府又要宣传中国人是德国在东方的盟友，这不是在说笑么。所以，中德关系在商业上的热度要比政治上高的多，这就意味着中德关系其实相当脆弱，武汉提出收回胶澳租借地，就不能不考虑和德国关系破坏的可能性。

对于两人的顾虑，林信义则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认同你们想要维系同德国的合作关系的主张，我也是认同中德合作关系的，引入德国资本对于实现当前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都是极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试着说服德国人放弃胶澳租借地，而不是直接以外交通牒的方式通知对方交还胶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