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第217节 （3/4）

只不过法国人太过实诚，没有让北美十三州的白人殖民者流干血，反倒是把自己的国力给耗干了。

法国人的失败经历让英国人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能让盟友在战争中打酱油，否则胜利成果就都落入到盟友手中了。

而布尔战争和西藏冲突又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就是现在的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了众矢之的。

只要大英帝国敢于单独下场，那么他的敌人就会联合起来给自己的对手以各种支持。

此次东亚的对俄作战，可以说是英国外交的大获成功，英国人几乎没出什么力气，就把俄国人从远东赶回了欧洲。

不仅让俄国继续待在英法对德国的包围圈中，顺便还解决了俄国在东方扩张侵犯英国势力范围的麻烦。

也正因为这一外交战略太过成功，使得伦敦不愿意再亲自面对中国人的反抗，而试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制衡中国的反帝思潮。

当然，伦敦上层的想法并没有完全的和英国在华商业势力达成一致。

对于这些英国在华商业人员来说，他们还沉浸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对于世界的唯我独尊的地位。

于是英国的对华战略，上层和下层其实是割裂的。

伦敦试图修复和中国的关系，试图把大英帝国装扮成保护中国的圣诞老爷爷形象。

但是英国在华的商民，则把中国视为了另一个印度，他们认为自己在中国享有不可侵犯的特权，维护他们的利益，就是中国法律应该尽到的责任。

莫里森更倾向于伦敦的外交战略，而在中国长期担任外交官的朱尔典则认为维护英国在华人员的特权是优先选项，毕竟中国人的愤怒自有皇家舰队去应付，而这些在华英国人的怒火却是要他这个外交官来承担的。

但是朱尔典也承担不起，因为和伦敦外交政策相反的实际操作，使得中国对英外交走向对抗，他毕竟不是具有深厚根基的英国贵族，没法让国家的政策围着自己打转，出了问题，他可是要自己承担责任的。

所以当莫里森表示，仅仅依赖个人的关系是没法让武汉的附庸反对武汉的，朱尔典就知道想要依赖自己的能力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已经不够了。

假如没有大英帝国公开的承诺，这些中国人是不可能正面挑战武汉的。

那么大英帝国是否会公开为对抗武汉做出某种保证吗？

老实说，现在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虽然新上任的外交大臣格雷子爵是支持布尔战争的强硬派，但是格雷子爵同样是一个具有出色外交战略眼光的精英。

格雷子爵上任之后就把英国外交转回了欧洲，认为德国才是英国全球统治权力的最大挑战者，如果不能让德国人失去挑战大英帝国的野心，那么大英帝国在全球遭到的挑战就不会停止。

所以格雷子爵认同了海军部的主张，收缩全球力量，把重心转回欧洲，特别是组建最为强大的本土舰队以应对德国公海舰队的挑战。

格雷子爵的这种外交布局，实质上已经明确的告诉了朱尔典这些海外的外交官们，大英帝国当前的外交重点在于欧洲。

欧洲之外的地区，只要能够保持稳定就可以了，一切等待欧洲局势明朗化后，再来做出应对。

但是朱尔典很清楚，格雷子爵要求的保持稳定，是维持住现状，不是被人打着和平的名义把大英帝国的势力逐出当地。

对于伦敦来说，现在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欧洲的不稳定，其他地方的问题都可以等待欧洲问题解决后再来应对，但是对于朱尔典来说，当伦敦觉得他不能主持东亚局势的时候，只会立刻将他抛弃。

朱尔典当然不希望被伦敦抛弃，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眼看着就要光荣退休，回到英国后拿上一枚勋章以表彰自己为大英帝国的服务生涯功绩，难道现在要灰溜溜的被勒令退休吗？

不过朱尔典也清楚，莫里森不会有自己这样的想法，毕竟对方的职业生涯还没走到尽头，并不需要现在就堵上一切，而且他也不用为英国对华方针出现的问题负责，毕竟自己才是驻华公使。

所以他是希望武汉和大英帝国撕破脸的，这样对华战略的失败就不是他的操作问题，而莫里森则未必愿意看到这一点，因为这可能会动摇英国在华几十年经营的基础。

朱尔典和莫里森未就武力对抗武汉的问题再继续讨论下去，因为两人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列强下场，中国已经没有能够解决武汉的武装力量了。

两人思考再三，朱尔典最终还是下了个结论道：“必须要破坏日本和中国的和解，否则我们在中国推动的一系列政策就都失去了意义。一个感受不到外部威胁的中国，是不可能对我们言听计从的。”

莫里森虽然知道朱尔典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他还是忍不住吐槽道：“可是我们该怎么分开他们？”

“刚刚取得了对俄作战胜利的日本，能够主动抑制自己的欲望提出东亚和平，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他们对中国发动入侵吗？”

“这可不符合我们之前对日本做出的种种限制。我们要是这么做，估计日本人和中国人都会怀疑我们的目的了。”

朱尔典也知道莫里森说的对，之前英国在外交上的方向就是，战争结束后阻止日本在满洲和俄远东地区扩张。

他们只允许日本占有朝鲜半岛，而不允许日本把势力扩张到满洲和俄远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