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1章 第231节 （1/4）
伊藤想要保住自己的名誉，也是为了保住他所制定的明治宪法。所以再三权衡利益之后，伊藤终于向林信义说道：“如果我们选择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那么中国方面和朝鲜独立分子真的会和我们谈判？他们会不会以和平谈判的名义，继续扩大自己的控制区域，最终等待有利时机继续撕毁和平条约同我们开战？”
林信义思考了一下后回道：“所以我之前就说过，想要让朝鲜人放下武器，最好的办法不是屠杀，而是给他们一个通过合法手段争取国家独立的渠道。你把所有的路都给堵死了，朝鲜人当然只能选择拿起武器发言。
至于中国方面，朝鲜半岛不过是作为满洲的屏障，他们对于朝鲜半岛其实并没有多少欲望，要不然日清战争中，中国人也不会轻易的放弃朝鲜。现在的问题是，陆军采用的武力征服朝鲜方针，已经威胁到了中国对于满洲的建设安全，为了确保满洲的建设不被打断，支持朝鲜独立不是代价最小的方式吗？
所以，日中之间的和平，取决于日本和中国之间究竟有没有互相信任的基础，而互信的基础又来自于两国的共同利益。日本和中国要是都不认为两国有共同利益，那么互信戒备就是极为正常的做法。
鉴于日中朝三民族当前互不信任的局面，划分三个民族的利益范围就是必然的。中国想要确保满州的安全，朝鲜想要获得独立，那么日本想要的是什么？到底是朝鲜和满洲的资源和市场，还是对朝鲜人的统治权力？如果我们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想要什么，那么朝鲜问题就没法和平解决。
至于中朝是否会借助谈判的名义扩张实际的控制区域，最终等待有利时机撕毁和平协议，我认为这正是三方各自利益界线没有确定的情况，而不是中朝搞什么阴谋诡计。条约之所以能够存在下去，是因为遵守条约比不遵守条约对大家更有利，而不是契约精神。”
伊藤博文听了之后沉默半响，又向其问道：“那么以你看来，如果帝国动用武力的话，能不能把朝鲜东北部恢复到事件之前的状态？又或者，中国和我国全面开战的风险有多高？”
林信义仔细思考了半天，认为伊藤只是想要做个参考而已，并不会完全听从自己的意见，毕竟现代军事已经和倒幕时期大不相同，就算是山县这种在国外留学过的倒幕精英，在甲午战争中也失去了对于战争的洞察力。
伊藤博文在外交上固然要比其他人出色，但他终究还是倒幕时期的精英，这数十年来军事科技的变化早就把他那点军事经验给淘汰了。事实上，即便是引领世界军事科技的欧洲各国军队，在今后几年内爆发的一战中，那些将领们也犯了无数错误，而这些错误大多是因为他们陈旧的知识和过去的军事经验导致的。
因此伊藤现在询问他，应该是确实把握不住战争扩大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所以才会提到这个问题，以用来和陆军的判断做个对照。
想明白了这一点后，林信义谨慎的向伊藤博文汇报道：“现代战争，决定胜负的关键应当是交通。谁能在短时间内集结起大量的军队，谁能运上更多的炮弹到前线，那么胜利几乎就明确了。
在朝鲜战事上，优势其实还在于我们，因为我们有制海权，而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因此只要我们控制了朝鲜周边的海域，那么我们就等于掌握了最快捷且廉价的运输方式。
在控制了海洋的优势下，朝鲜半岛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沿海平原地区，基本都被我国所掌握。在没有切断海上运输路线之前，朝鲜和我们的对抗，实际上就等于是物资上的对耗。
朝鲜作为一个农业国，是不可能和我们展开这种物资上的对耗的，所以最终和我们对耗的物资必然是中国运输而来。不过，整个华北地区几乎没有重工业，所以中国能够提供军事物资的来源，要么是长江中游的武汉地区，要么就是从国外进口。
作为一个需要发展的农业国，中国应当也不乐意和我国交恶，这将会令中国在对外贸易上付出巨大代价。所以，只要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区还存在，那么中国未必有帮助朝鲜完全独立的野心。而在具体的作战问题上，掌握了铁路和港口的我们，显然不是朝鲜独立军能够正面进攻的。
以上都说明了，日中关系是东亚三民族问题的根源，只要能够说服中国人接受和平，那么朝鲜人也只能接受现实，要么就是他们单打独斗去争取独立，不过，这样事情反而简单了。”
伊藤博文也觉得林信义的看法不错，他和林信义结束谈话之后，就下令让驻武汉的外交人员去和劳工党接触，提出了承认朝鲜东北地区自治，如赤塔共和国的案例，从而恢复日中和睦相处的关系。
劳工党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愿意接受日本提出的解决办法，哪怕林枫没有就中日和平问题作出新的评价，这些中央委员也更倾向于先解决内部问题，而不是去帮助朝鲜独立。如果不是日本的野心实在太大，他们也不会支持田均一和亚洲联盟的主张。
亚洲联盟现在有中、印、俄、日、朝鲜五个主要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加入，越南及南洋几个小国，虽然想要加入联盟，但是却被英国、法国和荷兰给禁止了。
一开始劳工党及党外的中国精英对于亚洲联盟并不感兴趣，虽然他们接受了印度无产者和中国劳工党的交流关系，不过这是建立在中国西藏远征军和印度东北三邦的友谊基础上的。不过在反击俄国人的时候，赤塔政权的出现，让武汉在贝加尔湖及外黑龙江地区站稳了脚跟。
正因为印、俄、日、朝鲜对于武汉革命有着减轻压力和获得帮助的能力，所以武汉才会接受亚洲联盟的存在，而且很快武汉人民就从亚洲联盟的组成中获益了，以越南为首的一些东南亚殖民国家及民族，都纷纷跑来延安，一是为吸取革命经验教训，二就是为了寻求劳工党的直接援助。
虽然向外援助革命有些超出了武汉的能力，但是这却极大的增强了武汉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自从满清接替大明，对外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后，中国在东南亚这种传统势力范围的话语权不断被削弱，特别是在白人殖民者发动的数次屠华事件，极大的动摇了中国在东南亚土著民族严重的形象。
如果说十七十八世纪荷兰和西班牙殖民者对华人进行屠杀时，当地土人还对华人加以保护，那么到了19世纪，连东南亚土著都开始主动掀起了排华运动。
过去当地土人把华人视为自己人，并和华人一起反抗白人殖民者。现在东南亚土著则把华人视为了白人的帮凶，对他们进行掠夺的外人。所以，白人殖民者对于华人的打压政策，已经可以通过土人来执行，而不再需要亲自动手了。
不过随着亚洲联盟的建立，武汉在印度有力的支援了印度的民族自立运动，从而使得武汉在东南亚土著民族独立分子眼中大大的提升了形象，他们开始重新审视和中国人的关系，一些人开始号召同胞放下对于华人的成见，要把敌对目标放在华人的地主或大商人身上，而不是仇视底层的华工。
这种交流除了让武汉政治上的影响力上升，也刺激了武汉的工业品向东南亚进行扩散。虽然华侨在东南亚的影响力，直到20世纪初都没有太大的衰落，但是东南亚华侨大多来自广东、福建沿海，他们从事的几乎都是食品等轻工业产品。
比如东南亚的大米贸易，现在就依然被华侨掌握，其中泰国和越南的大米产量几乎八成以上都是华人控制的。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小农时代的贸易方式，自然是没法和完成了工业革命的德国、法国、美国展开竞争的。
所以，随着远洋轮船的规模越来越大，华侨在东南洋的商业网络正在被资本主义所侵蚀瓦解。许多华人从进口国内的商品变成了向欧洲订货，很快华人就失去了批发商的地位，而变成了东南亚各地的零售商，因为不过是做洋货的二道贩子，所以不少本地土著也开始涉足过去只有华人开设的零售商业。
而现在么，凭借着亚洲联盟的政治影响力，加上直接的经济援助，武汉生产的现代工业品也就顺势打入了东南亚市场，华商不仅开始重建新的批发网络和航运路线，也开始从商业向实业业进军，对于东南亚地区的矿产和电力建设也生起了兴趣。
亚洲联盟在武汉政治权力中心的地位也开始不断上升，由之前的纯外交事务性单位，变成了武汉对外输出革命及构建商业网络的国际关系负责机构。
在间岛事件爆发后，亚洲联盟内部的朝鲜代表立刻推动起了支持朝鲜民族独立的宣传，这极大的影响了武汉劳工党的决策。正如田均一派人询问林枫后得到的回答，支持朝鲜独立就是无产阶级联盟的原则问题，这一问题没必要进行讨论。
当然，当问题转变为朝鲜独立是否要从属于亚洲各民族解放事业后，联盟的各位代表对于争取朝鲜的完全独立就有些犹豫了。毕竟当前谋求独立的可不仅仅只有朝鲜一家，越南、缅甸及南洋各地都有着独立的需求。
日本虽然在朝鲜问题上表现出了殖民主义，但是在南洋又变成了旧列强的挑战者，日本和欧洲列强的冲突将会制造出南洋各民族独立的契机。所以大家并不希望日本和中国全面对抗，使得中日互相牵制，最终谁都没法南下，从而让欧洲人继续掌握南洋的权力。
在经过了激烈的辩论后，朝鲜代表终究还是因为势单力孤，难以和大部分希望日中保持微妙合作的代表们对抗，不得不表示自己需要向朝鲜劳工党中央汇报，才能在联盟中表明朝鲜民族的立场。
虽然联盟中的朝鲜代表寄希望于朝鲜劳工党中央能够说服中国劳工党，但接到电报的安重根却认为中国劳工党应当不会轻易的改变方针，把国内建设路线转向解放亚洲的对外路线，虽然朝鲜人认为朝鲜民族的独立是亚洲民族独立的一个关键，但安重根知道朝鲜实际上并没有朝鲜人以为的那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