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4章 第234节 （1/4）
而接下来的会议，也让郑汝成的预感变成了现实，林信义作为日本海军的联络官在寒暄了几句后，就提出了一个和军事演习无关的问题，“其实我这次作为日本海军的代表来和各位讨论军事演习的问题之外，还想和中国、朝鲜代表讨论一下三国当前在海洋捕捞业上遇到的一些矛盾该如何妥善解决…”
林信义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日本在海上战胜了俄国之后，日本渔民开始大肆越过传统海上界线，进入到了原俄国、朝鲜、中国的近海作业。
日本渔民的越界捕捞，一方面是为了满足日本国内市场的需要，日本的城市化发展使得对肉食的需求开始上升，而海洋资源显然更容易满足日本快速增长的副食品需要；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争夺中国的市场，在中国近海捕捞，然后出售给中国市场，这不仅免去了大量税收，还能获得了一个新的市场。
由于日本在海上的优势，加上日本已经开始工业化，所以日本渔民，或者说日本渔业公司要比中国和朝鲜的个体渔民更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这就使得双方矛盾不断增加。
一开始郑汝成以为，日本人是想要借助军演的机会对中国施压，毕竟朝鲜已经在日本的掌控中，压根不需要进行谈判。
不过就在他试图阻止林信义，表示渔业纠纷是外交部而不是海军事务时，林信义却反对道：“渔民之间的纠纷当然应当通过外交部去解决，但是国家之间的海上疆域及专属经济区，我认为这是海军应当关注的问题，假如我们三方的海军在这一问题上无法达成妥协，那么外交部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林信义的话得到了黎元洪和安明根的支持，如果不谈渔业纠纷，而是划定海上疆域及海上专属经济区，他们认为这是可以谈的，因为不谈的话，只会让日本渔民毫无忌惮的侵占中韩的传统渔场，最终制造更多的纠纷。毕竟中国和朝鲜现在在海上并没有力量去对抗日本海军，也就意味着他们对于海洋上的执法权没法得到日本海军的承认。
现在不管谈出什么样的结果，至少都可以给本国渔民以一定的保护，从而为三国渔民之间的纠纷建立一个裁判制度。郑汝成听完了林信义的主张后，也从反对转向了支持，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他向袁世凯汇报道：“日方提出建立经济专属区的建议，我觉得确实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一建议不是为了日本渔民能够在朝鲜及我国近海获得捕捞的权利，而是为了确保三国都有着一致的海上利益分割方式。”
袁世凯当时就有些意外的问道：“你说日本人提出设立专属经济区反而是约束了日本渔民对朝鲜及我国传统渔场的侵犯，那么日本人为啥要提出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建议？”
郑汝成毕竟是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的，他实际上已经看明白了林信义这一提议背后的用意，因此毫不迟疑的向袁世凯解释道：“日本人应该是想要建立一个东亚新的海上秩序，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一旦形成，那么日本就可以用这一规则来解决和列强之间的海上纠纷。
名义上，日本对我国和朝鲜做出了自我约束，但是这种新秩序形成之后，也代表着日本海军正式成为了新秩序的捍卫者，他们可以通过这一新秩序，开始排斥列强在亚洲的扩张势头。这就和英国海军和荷兰人订立了北海渔权协议的用意是一样的。
东北亚的海上秩序建立之后，东北亚就成为了日本的安全区，可以让日本海军放心的向太平洋及南方海域扩张了。”
袁世凯有些不大相信的问道：“日本人的野心我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真的有和列强对抗的野心吗？他们打赢了俄国人，不过是凭借着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支持，那可不是他们自己的力量。”
郑汝成则谨慎的回道：“日本的国力自然是不能和英法等国抗衡的，所以日本人才试图在东北亚先建立一个新秩序，然后把这一新秩序向亚洲地区扩散，只要各国认同这一新秩序，那么就代表着日本海军对于亚洲事务有着一定的发言权了…”
第744章
作者：富春山居 数字 吐槽：0 更新日期-09-22
袁世凯并不反对和日本人就海上专属经济区进行谈判，因为北洋其实受害最深，虽然日本人让出了大连和旅顺，但是日本渔民却把渔船开到了渤海口，和中国渔民争夺起了渔场，毕竟天津地区的发展使得这个地区的消费能力获得了极大的增长，日本渔民在渤海打完鱼，很快就能通过中国商人走私在天津销售，充做中国鱼获。
而能够把渔船开到渤海口捕鱼的，自然不是个体渔民，都是一些日本资本扶持的日本渔业公司，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把中国渔场内的鱼类资源运回国去，毕竟日本人自己可消费不了这么大的鱼获量。
日本工业化在渔业上的表现其实是惊人的，获得了较为现代化的船只和捕鱼工具后，日本的年海洋捕捞产量增长极为迅速，已经超过了日本鱼类消费市场的增长速度，所以跑到大陆架附近捕鱼并就近售出鱼获，已经成为了日本渔业公司的新热点。
虽然日本渔业公司的先进性也就比个体渔夫强那么一点，但是这一点就是现代工业组织和小农个体经济的差异，个体鱼夫完全没法和渔业公司展开竞争，特别是在渔汛期间，渔业公司的作业通常都是霸场以提高效率，阻止个体渔夫进入自己的作业区。
这种霸道的行为自然引起了中国渔夫的不满，因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工业化作业，对于个体渔夫来说，渔汛代表着大家各凭所能，你要是收获不如别人是运气和技术的问题，但是你不能把人赶走，自己霸占一片海面，这显然违背了传统。
在蒸汽轮船和无线电没有发明之前，海上作业是靠天吃饭，出海的人在海上需要互相帮助才能渡过难关，因此传统的海上作业是讲究互助精神的，不互助的话你在大海上迷失方向失去了水和粮食只能等死。
而用工业模式组织起来的渔业公司更看重捕捞效率，所以他们是不可能让个体渔船漂浮在自己的作业区内阻碍自己的工作的，加上日中两国并非属于一个国家，因此这种个体渔民和渔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很快就上升到了国家之间的外交问题。
袁世凯需要日本政府的支持，自然是主张压制本国渔民的不满，而为日本的渔船开脱，不过这种纵容日本渔船的做法不仅没有得到日本人的自我约束，反而刺激了日本渔业公司进一步在中国近海的扩大作业，于此同时近海渔民和舆论界对于北洋的批评声音也越来越大，认为北洋是满清之遗种，行事和过去的满清朝廷没啥两样。
如果没有武汉这个竞争对手，袁世凯自然是不会在意这点恶评的，毕竟渔民和知识分子手中都没枪，他们骂几句又不痛不痒，但是有了武汉这个竞争对手，对他和北洋的批评，都会变成对于武汉政权的赞美，这显然是对北洋的统治不利的。
这一次西北发生的变故，表面上看是因为杨士骧突然去世导致西北权力格局被破坏，西北本地势力和武汉趁机发难把北洋势力驱逐出了西北，但实质上还是北洋在西北的统治不得人心，即不能得到汉人的支持，也不能得到少数民族的支持，杨士骧不过是凭借前清时的地位和北洋的武力，加上个人的才能才保证了北洋对于西北的统治。
这种依赖个人能力建立起来的地方统治力，随着强人的去世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在本地势力和武汉发难时，当地就没有支持北洋重返西北的，甚至连前清的支持者都比北洋多一些，毕竟前清还占了一个正统的名分，而北洋压根就不被认为是正统朝廷。
袁世凯清楚，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北洋在北方的基本地盘估计都保不住，他虽然希望得到日本的帮助，但并不想做日本控制下的光绪帝，更何况日本实力和其他列强差远了，只不过其他列强不愿意在他身上加大投资，只有日本人敢，要不然他当然是抱英国和德国的大腿，而不是日本的小胳膊。
和郑汝成讨论了大半天，袁世凯也没看到日本海军提出的谈判包含什么陷阱，他觉得可以静观其变，虽然日本的意图可能是利用东亚新秩序来增加日本在亚洲的话语权，但这和中国有什么关系，中国完全可以不说话，任日本自己去发挥。
在北洋的静观和武汉、朝鲜的积极配合下，林信义很快就和中朝代表草签了一个协议：规定了专属经济区的标准，和建立三国海上仲裁庭来处理三国之间的海上民事纠纷，并讨论建立三国参与的海上执法队及救援队，对东亚地区的渔场及公共海域进行执法和救援海难船只。
这份协议草案在中国这边很快就得到了国会的认可，但是在朝鲜和日本都遇到了阻碍，在朝鲜反对的最积极的自然是统监府的官员，他们认为这份协议等于明确了朝鲜的国家主权，不利于日本对于朝鲜的吞并政策。
而日本内阁中，外务省官员认为海军的行动越权了，侵犯了外务省的独立外交权，日本议会中一些政客在看到了草案后也相当不满，认为海军在谈判中让步太多，完全没有保护日本渔民的利益。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最先提出三国海洋专属经济区谈判建议的日本，却闹着要退出谈判，中国方面倒是极力支持这一海上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并决定除和日本、朝鲜进行谈判外，还要和越南及南洋各国展开谈判。
面对国内舆论不利于自己提议的声音，林信义却并不感到无奈，他依旧和中国海军进行更加深入的沟通，为建立三国海上执法队做好前置工作。海上执法队正是建立亚洲联合舰队的初级阶段，毕竟一开始就提出建立亚洲联合舰队，必然会遭到中国海军的怀疑和列强的担忧。
海军高层是了解林信义谈判的目的的，他们自然会坚持推动三国专属经济区的谈判，最终为海上法庭和海上执法队的建立打好基础，没有这两个国际合作组织，日本海军就没法以合适的方式实施南下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