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9章 第249节 （2/4）

此前德国人压根瞧不上亚洲人，认为联合舰队理所当然的应当听从自己的指挥。德国人的底气在于德国海军的财大气粗，德国海军把青岛的设施出售后并没有把钱转回德国，而是投入在了山东及太平洋岛屿上。

联盟的经费支出，德国人出了40%，日本30%，中国20%，其他各国出10%。不过其他各国的10%，实际上能有一半经费到位就不错了，毕竟真正具有财政基础的只有三国而已。出资最高的德国人自然觉得自己的话语权应当是最大的，且就海军组织上来说，德国显然也更先进一些。

不过德国海军的政治能力也不比日本海军强多少，最终被林信义联合了德国政府及资本的力量，压制住了德国海军试图在远东挑起战争的想法。而中国人也因此站在了日本海军这方，毕竟中国方面参加亚洲联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商船的海上航行自由，不是为了参加英法和德国的对抗。

堀悌吉只能放下公文，对着丰田贞次郎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他知道林信义的道路不是自己可以复制的，他只能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至于林信义会怎么利用亚洲联盟这个组织做什么，就不是他能给出建议的了。

被堀悌吉念叨的林信义，此时正坐在沂水路东端的山东省政府大院内和山东省政府的官员开会。沂水路就是过去的地利街，收回青岛之后，青岛各德国街名都改成了中国名称。

这条街的西头就是原总督府，位于葫芦埠的正南方，正对着进出胶州湾口的主航道，所以风景相当的好，而作为最早进行城市建设的街道，这里的公共设施也相当的现代化，几乎和柏林的城市大道没啥区别。因此山东省政府确定搬到青岛后，就购下了一处德国商人的别墅，作为了政府大院。

在1910年之前，山东地区的政府系统依然保持着前清时的模样，不过是县令、知府、巡抚改成了县长、市长和都督。1910年之后，民主共和的理念开始扩散到了平民阶层，前清时期的官员体制已经难以维持，主要是科举制度废除后，旧官员体制也就失去了新血，虽然北洋团体吸纳了留学生作为官员的后备力量，但是这种吸纳并不具备普遍性，实际上北洋团体已经退回到了推荐制的人才任用方式，这就出现了大量权力私有的小团体。

按照一些北方乡绅的看法，北洋官员还不及前清时清正廉洁，毕竟前清还是一个大一统王朝，而北洋官员则几乎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就算是袁世凯的命令都未必管用。因为这些北洋的地方官都靠着私人维持地方秩序，他们很自然的就帮亲不帮理，连一个统一的法律都不存在了，只有权力说了算。

而袁世凯也拿这些地方官员无可奈何，离开了这些官员，袁世凯就不能控制地方，这些地方搞不好就要变红，虽然下面的百姓怨气不小，但只要局面还能稳定住，袁世凯也只能当看不到。北洋团体上下的人身依附关系于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已经瓦解了北洋团体作为政治势力的利益统一性。

因此从1910年开始，原本反对共和民主这些新思想的北方乡村，也逐渐接受了这些新的思想，因为北方民众迫切的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来清理当下腐败混乱的社会黑暗现象。主张军民分治，也就是成为了北方地区呼声最高的政治诉求。

此前建国时武汉虽然提出了军民分治，但是其他势力都不认同，他们在自己的地盘上依旧在搞军政一体，毕竟在满清结束后能割据一方的都是军事集团，光凭借政治影响力控制地方的官员很快就被军队给驱逐了，或者和地方军队联合了起来。

比如袁世凯一度任命了文官担任山东都督，但实际上山东军政权力却在北洋第五师师长靳云鹏手中。靳云鹏是段祺瑞的老部下，就算是袁世凯任命的山东都督也指挥不动他。

靳云鹏虽然是山东人，但是他搜刮起地皮来却没顾什么同乡之情，且其人顽固守旧对满清念念不忘，一直都是反对革命的，哪怕清帝退位之后，他在山东对于革命宣传也是极力打压，并鼓吹孔孟之道和纲常礼仪。

他在山东把持政权，山东民众自然就大感痛苦，觉得还不如前清，毕竟前清时还有个朝廷能压制一下军队，而现在北洋军在山东行事已经毫无顾忌，除了外国人之外就没有害怕的，对于进步知识分子的迫害更加的变本加厉了。

周自齐任山东都督时，还想搞一搞新学教育和实业建设，但是在靳云鹏的牵制下，几乎就没有什么起色。因此山东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倾向于二次革命，他们认为清帝退位算一次革命，但这场革命没有纠正满清的统治问题，所以还需要第二次革命，真正改变社会面貌。

德国人交还胶澳和胶济铁路，北洋和武汉对山东地区进行了激烈争夺，山东的进步知识分子几乎都倒向了武汉，从而让北洋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主张山东是北洋地盘的袁世凯，最终发觉山东舆论几乎都在反对北洋接收山东民政，认为北洋官员太过腐败，北洋军人太过跋扈。

面对山东绅民要么自治要么让武汉入主的呼声，袁世凯不得不做出退让，接受了山东民政自治，改山东都督为山东督军，北洋只管理山东的军务，而武汉方面则借助海军控制了青岛地区，并在山东建立起了劳工党山东局，以领导山东的政治工作。

山东省议会虽然留在了济南，但是山东省政府成立后就搬到了青岛，因为省政府的官员几乎都是倾向于共和的革命党人，他们对于北洋军天然的不信任，所以就迁移到了认为较为安全的青岛。

林信义虽然以联合舰队方面的代表和山东省政府讨论关于海军基地等问题，但实际上他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推动山东局领导山东的土地改革方案上。

胶澳地区之所以能够被武汉顺利的接受，因为在德国人占领的期间，这一地区的地权已经经过了确认，并被德国人购下了大部分，武汉接受胶澳后立刻推动了土地改革，从而进一步瓦解了胶澳地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把胶澳地区的乡村管理权拿到了手中。

武汉军队已经实现了义务兵役制，而此时国内其他势力还是只能搞募兵制，双方之间的这点差别就在于，武汉能够直接管理乡村，而其他势力需要依靠地主去管理乡村，所以武汉可以要求乡村实施义务兵役，但其他势力做不到。

在这个时代，义务兵役法并不是说士兵一定是心甘情愿入伍的，实际上真正拥护劳工党参军的乡村士兵占总参军人数也就百分之十一二，为了保护土地改革而参军的也有百分之十几，想要参军改善生活的大约占了20%几，至少有40%几是因为服从国家法令而不得不接受征兵令。

由此可见，义务兵役法的实施基础是对基层的严密控制，假如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义务兵役制度就没法落实下去，因为不受控制的基层会回避征兵命令。从北洋没法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实施义务兵役制度就知道，北洋团体实际上依然不是一个现代政权，而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军事组织。

林信义正是根据这一点来指导山东局推动土地改革的工作，他对山东局的委员：林圭、方常林、王喜强调道：“发展山东的工业及基础设施是为了壮大党的政治基础，党的政治基础始终都是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就不可能领导工农联盟，农民的小生产意识是没法领导革命的，他们只会把革命果实变成个人的财产。

我们只要看看北洋的那些将领就知道了。这些北洋将领大多数都是中农、贫农出身，但是他们掌握权力之后不是试图解放农民，而是转身投入了地主阶级的怀抱，让自己成为了大地主。

所以，没有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作为工农联盟的核心领导力量，那么就算我们打败了北洋和山东的地主阶级，革命果实也不会落在无产阶级手中。

但是我们也正确的认识客观环境，在山东这个几乎没什么现代工业的地区，农业人口占据了八成以上。也就是说，农民倒向反革命的一方，那么革命就会失败，而农民若是支持革命，则革命就必然胜利。决定农民立场的只有土地所有权，谁能给农民以土地，谁就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同…”

和山东局的一些委员有着极大不同的，就是林信义认为武力解决反革命力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土地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强革命的力量，而不是试图同地主阶级和解。

这种主张其实和山东进步知识分子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异，山东省主席彭占元、高等法院院长丁惟汾、议长徐镜心、教育厅长宋绍唐，他们都是主张温和的土地改革路线的。他们对于教育和实业上抱有很大的期望，认为只要提高教育水平和壮大工业力量就能解决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

劳工党山东局和山东省政府围绕着土地改革的政策进行了多次讨论，作为联合舰队代表的林信义也参加了几次相关的会议，毕竟海军基地的扩建就涉及到土地的征用问题。

这种争论正逐渐有利于劳工党山东局，因为这些山东的进步知识分子发现，除了武汉控制的胶澳地区及周边，其他地方的土地改革几乎就没有什么进展，以至于连农民都不大愿意相信他们了。

毕竟，地主阶级是不可能在没有武力威胁下交出土地的，还有什么生意比旱涝保收的收租更好？意识到好好说话改变不了农村，这些人也就开始倾向于劳工党的强制性方案了。

本章完

第783章

当劳工党以青岛为根据地向山东扩张势力的同时，北洋一系在山东的力量也遭到了极大的挑战。督军周自齐出身官宦世家，在北洋上层有着深厚的人脉，但现在是民国了，有枪杆子的人说话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