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1章 第251节 （2/4）

想要消灭国内革命的最好办法就是唤醒俄罗斯民族的荣誉感，比如把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纳入帝国，从而打开通往地中海的通道。这种大斯拉夫主义获得了法国和英国的支持，虽然英法是克里米亚战争中阻止俄国夺取巴尔干半岛的主要力量，但是在进入20世纪后，英法已经意识到德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势力的快速扩张，他们已经无力保卫巴尔干半岛的独立，所以英法又开始拉拢俄罗斯在巴尔干地区对抗德奥。

塞尔维亚王国是俄罗斯帝国对抗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桥头堡，也是所谓的南部斯拉夫人的核心。1903年试图在政治上中立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一家被杀，于是亲俄国的彼得一世继位，斯拉夫主义者开始掌握这个国家。

波斯尼亚危机令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陷入了直接的对抗，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因为德奥对于奥斯曼帝国的保护，使得塞尔维亚失去了进入地中海的港口，这就更加引起了大斯拉夫主义者的不满。

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则属于巴尔干同盟的内部分赃不均引发的斯拉夫人的内讧，从而也说明了所谓的大斯拉夫主义就是个谎言，塞尔维亚联合希腊进攻保加利亚的时候，可没看出什么斯拉夫同胞的情谊，于是战后的塞尔维亚虽然确定了南斯拉夫人的核心地位，但却也令保加利亚投入了德奥同盟。

斯托雷平正是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前被暗杀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的时候，斯托雷平就对大斯拉夫主义者进行了严厉的指责，认为这些人不是在保卫俄罗斯帝国，而是在毁灭帝国。

斯托雷平在乡村土地改革中已经得罪了村社中的贫农，其对死刑权的下放也令无产阶级对其痛恨不已，然后在对外扩张问题上又得罪了大斯拉夫主义者，在国际关系上认为俄国应当保持和平而不是开战，又令英法政府感到恼火不已。

所以斯托雷平从1909年开始就遇到了各种暗杀事件，只不过在这个时空里他要比另一个时空中的自己运气好一些，坚持到了1913年春。

斯托雷平的去世令德国政府失去了和俄国政府政治和谈的可能性，斯托雷平虽然借了大量的英法贷款来发展俄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但是他也尽量保持着和德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以平衡俄国在德国和英法之间的位置，避免德国把俄国视为战争对手而非谈判对手。

斯托雷平在世时通过一系列手段加强了帝国政府的集权，这种权力的集中甚至令其压制住了沙皇的专制权力。但是在他去世后，并没有一位帝国官僚能够维持住这一政府集权，反而使得沙皇的专制权力获得了极大的扩张，因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已经被斯托雷平所打倒，而政府内的官员无人敢违抗沙皇的命令。

首相科科夫佐夫首先就遇到了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和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的挑战，这两位沙俄官员在沙皇的支持下，开始扭转斯托雷平时期的对外和平战略，转向“实权”战略，即外交依靠武力威胁得以实现。

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对1914年军事增加预算提出的贷款问题，迫使首相科科夫佐夫将该信件交给尼古拉二世裁决，从而形成了首相无权否决由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提出、由沙皇在幕后支持的提议的潜规则。

事实上首相科科夫佐夫虽然软弱，但还是在尽力为此斯托雷平留下的改革体制，但是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沙皇本人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好战倾向，正使得俄罗斯帝国在外交上不断和德奥对立，使得德国和俄国之间的互信关系被破坏。

要知道在远东战争期间，虽然德国民间舆论是支持中国的，但是德皇还是通过和俄皇之间的私人外交，为俄国舰队远征东方提供了方便，并一度差点缔结了德俄同盟。可以说德俄关系在远东战争之后，主要依赖两位皇帝的私交而不是政府外交关系在维持。

但是尼古拉二世在巴尔干问题上的不断反复，不仅让德国军方感到了不满，也令德皇对沙皇产生了不信任。不过此时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者还没有彻底夺得发动战争的权力，所以在1914年并没有爆发引发战争的暗杀事件，但是俄国对于战争准备工作确实开始加速了。

相比起欧洲在暴风雨的前夜，中国反而先爆发了内部的冲突。1914年六月，由广东同盟会改组的中华革命党发起了驱岑运动，理由是岑春煊和张鸣岐对法国对越南华侨的迫害采取了妥协，有损国格。

岑春煊是前清两广总督，民国后成为广东广西都督，张鸣岐是广西巡抚，民国后为广西省省主席。岑春煊、张鸣岐和云贵总督赵尔巽原本是抱团取暖的，在光绪退位后，三人以维持地方秩序为要旨，不过岑春煊已经看到满清不可能复活，所以和孙文领导的同盟会联合，将一部分政府官员的职位交给了同盟会，来消除广东的革命危机。

张鸣岐和赵尔巽都是坚定的反革命派，不过和赵尔巽不同，张鸣岐没有什么家世背景，所以不需要态度鲜明的反对革命，在表态支持岑春煊的主张下，他在广西依然执行着排斥革命的地方政策。而赵尔巽没法含糊其辞，毕竟劳工党可不是同盟会，只要听几句好话和交出几个官职就能蒙混过去的，在表明政治立场之后，劳工党必然是要云南实施土地改革的，这也是贵州巡抚宣布支持武汉后的实践。

所以，赵尔巽凭借云南的封闭地理和武汉劳工党对抗三年后，终于还是辞职走人了，因为云南新军压根不肯再效忠大清了，云南的地方势力和进步势力都觉得赵尔巽该下台，毕竟大清已经亡了。赵尔巽离开云南后，云南就出现了军人执政的局面，罗佩金、唐继尧割据一方，代表劳工党的李根源则主持着一部分的政府工作。

1912年，有鉴于同盟会的组织涣散，孙文和朱执信推动了政党改组，改组为了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制定了明确的纲领：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统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不过，中华革命党的主要支持者实际是海外华侨，法国人在法属印度支那对华人经济的打压自然引发了中华革命党的普遍不满，因此中华革命党一直试图和法国人交涉，要求法国人停止对华侨的迫害。孙文更是提出了要收复广州湾，以表示和法国决裂。

孙文的主张遭到了岑春煊、张鸣岐、龙济光的反对。他们一方面表示这是中央政府负责的外交事务；一方面也主张孙文不过是广东议会的一名普通议员，不能随意干涉政府行事。

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中华革命党已经不满足与和代表旧清上层开明官僚的联合，而想要完全拿下两广地区作为本党的发展基地。特别是张鸣岐、龙济光在广西反对革命党扩张组织不说，还试图染指广东的军队指挥权，这使得革命党产生了极大的警惕。

而张鸣岐、龙济光做出这样的举动，又是因为粤汉铁路的通车，武汉势力开始进入广东，为了避免广东为武汉所控制，使广西变为孤岛，所以他们打算完成两广地区的军政一体化，以对抗武汉的入侵，而这也得到了北洋团体的支持。

第788章

只是张鸣岐、龙济光试图控制广东的行为，不仅引起了中华革命党人的不满，也引发了广东新军的不满。广东新军虽然是岑春煊一手操办起来的，其军官大多来源于岑春煊建立的广东武备学堂，后又改称两广陆军中学堂。

正是先建立了军官学校，而后才开始编练广东新军，所以广东新军中接受革命思想的官兵并不比武汉新军少，这也是清帝退位时，广东新军率先表示支持共和的原因，也迫使广州满城放下武器投降。

岑春煊虽然号称清流，但本质上终究还是开明士绅之类的人物，他虽然创建了广东新军但并没有得到新军上下的拥戴，因为他在新军中虽然教授了西方新学，但依旧试图让官兵拜孔子和维护纲常大义，这就使得倾向于革命的新军官兵难以认同岑春煊改良大清的思想。

特别是广东武备学堂二期学员中加入同盟会的人极多，比如姚雨平、李济、深等人，几乎刚毕业就加入了同盟会，试图推翻满清。而他们的运气也不错，刚加入同盟会不久，光绪就退位了，面对广东的革命风潮，岑春煊最终选择了和同盟会合作，以避免广东爆发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同盟会对广东新军的控制就加强了。也就是劳工党的崛起太过迅速，使得同盟会很快就陷入了瓦解。同盟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政治理念的政党，他们只是在排满革命的目标上达成了一致，孙文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全体同盟会成员的认同，只是孙文作为反清的第一人，大家需要他来当头以号召天下反满而已。

所以在武汉劳工党割据地方和清廷展开对抗的时候，激进的民族主义者选择了和劳工党合作，毕竟同盟会在大陆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除了向华侨化缘和请求日本人、英国人支持外，几乎就没有独立打倒满清政府的希望，那么想要推翻满清的民族主义者当然倾向于更有实力的劳工党了。

而那些反满但并不反对封建传统伦理的保守主义者则对劳工党的各项法令表示了不满，认为劳工党虽然打着共和旗帜，但也依然是以夷乱夏，和满人没啥区别，都是拿着外国人的思想变乱华夏，因此他们既要反满，也要反劳工党。

孙文领导的广东同盟会支部就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局面，他们在光绪退位之后就失去了革命先锋的地位，在土地政策上不如劳工党激进，其改良主义也不能得到保守派的认同，于是各省同盟会就开始了各自为战。

在这种局面下，孙文及身边人很快就发现，他们之所以在民国成立之后反而变得势力衰落了下去，主要原因还在于没有一块自己的地盘。当前中国唯一能够统一全国的势力，只有北洋和武汉，这两大势力都有着自己的地盘可以征税练兵，而其他地方上的势力几乎都属于一盘散沙的状态。

比如广东这边，中华革命党虽然在民众中获得了较多支持，但是广东的商界和士绅却更倾向于旧清官僚，就连英国人、法国人也对岑春煊表示了支持，以阻挡武汉的势力进入两广地区。

朱执信、胡汉民、廖仲恺、陈炯明等革命党骨干认为，统一广东军政是革命党能够发展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岑春煊拿广东财政去养广西的军队，本身就引起了广东新军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