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8章 第378节 （2/4）
后来交给了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找了团队不断补充完善，没想到就做成了现在这样一个大IP。所以，严格来说，我也算是个‘名侦探’的创始人之一呢。” 台下顿时爆发出惊讶的笑声和掌声，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当然，我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电子游戏上。”他回到了主线，“现在回头看，我成功的第一步，有很大的运气成分，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叫‘站在了风口上的猪’。
当时的电子游戏产业刚刚起步，市场空白很大，竞争对手少，技术门槛相对也不高，投资可大可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窗口。”
他描绘了那段激情燃烧又充满焦虑的岁月：“我把自己通过围棋、写书攒下的所有钱，再加上想尽办法借来的钱，全部投入进去，带着一个小团队，没日没夜地搞研发，终于做出了第一款掌上游戏机的原型机。”
他提到了一个关键名字：“我知道富士通公司高层，是个围棋爱好者。我就想尽办法通过围棋圈的关系接触到他，用演示游戏和对未来市场的判断说服了他。就这样，拿到了第一笔像样的投资，公司才算真正步入了正轨。”
讲完这段经历，他的语气变得深沉起来：“我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些不那么‘光鲜’的起步阶段，就是想说明一个最朴实无华的道理：第一桶金，永远是最难的！ 对企业如此，对一个正在寻求发展的国家，同样如此！”
他很自然地将话题引向了更大的历史维度：“大家看看中国。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但就在那样的极端困难下，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安全，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和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领导的联合国军打仗。牺牲极其巨大，几十万中华儿女血洒异国他乡。”
他特别提到了那场极其惨烈的战役：“其中最艰苦的一仗，是我们的志愿军一个兵团十几万人，在朝鲜零下三十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包围了美军王牌陆战一师。
我们的战士穿着单薄的棉衣，冒着绝对劣势的火力，前赴后继。光是冻死冻伤就超过五万人，很多战士冲锋号响起时，已经冻僵在阵地上，保持着射击的姿势……惨烈无比，堪称人类战争史上的极限考验。
我正在筹划拍摄这部电影，但每每翻看这些细节，我还是热泪盈眶，太难了！”台下鸦雀无声，这段历史有的有所耳闻，有的想起了越南的建国史还有那场战争……
“正是靠着这样难以想象的牺牲和意志，”孙明远声音低沉而有力，“新中国才真正赢得了战略尊重，尤其是获得了苏联的认可，换来了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一五计划’156个重点工业项目。
请注意，这些项目不是无偿援助，大部分是我们用农产品和矿产品抵偿，真金白银换来的！苦不苦？特别苦！但这，就是中国工业化艰难无比的‘第一桶金’！”
他话锋一转，谈到了更复杂的内部转型：“然而，拿到了项目，并不等于就完成了工业化。从一个几千年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其艰难程度超乎想象。
它不仅仅是建几个工厂，引进几条生产线那么简单，它更需要彻底改变全国上下，从领导者到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和做事方式。”
他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我因为后来的工作关系，接触过不少中国建国初那代负责经济工作的老同志。
他们很多人满怀热情，但对现代大工业的管理、财务、技术流程根本不懂。用指挥打仗或者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办现代化大工厂，结果是水土不服，问题百出。
李主席后来也意识到了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不行，必须切割，走自己的路。但自己的路怎么走？谁也不知道！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于是，中国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一边要应对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压力，一边要自己摸索着搞工业建设，中间走了无数弯路，交了巨额的学费。”
他总结道，“这个过程，持续了二十多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算真正初步摸清了门道，建立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然后，到了七十年代末，抓住国际形势变化的契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打开国门，搞改革开放。”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他摊了摊手，表情有些无奈，“之前效仿苏联建立的那套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和摩擦。国企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技术落后的问题集中爆发，到现在还是一大堆难题，解决起来头疼无比。”
“但是，”他提高了声调，充满信心地总结道，“不管过程多么曲折，付出了多少代价，中国的这条路，大体上是走通了！
基础打下了，方向找准了。接下来，如果国际环境不出现大的逆转，我判断，中国将会进入一个类似日本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那样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潜力巨大！”
讲完了中国的历程，他非常自然地将目光聚焦回东道主：“那么，回到越南。越南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中国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那个过渡期。
你们从苏联时代延续下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显然已经不适应‘革新开放’后的新国情，肯定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所以你们开始了革新开放。”
他提出了至关重要的建议：“但是，请注意，中国的具体路径也未必完全适合越南。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气候。中国大部分地区四季分明，夏季炎热但持续时间有限，空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并非家庭必需品。
而越南地处热带，没有空调，很多工业生产、商业活动甚至日常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这意味着你们的能源政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乃至招商引资的侧重点，都必须充分考虑这个基本国情，要因地制宜！”
“所以，大的方向，中越有相似之处：都是从农业国起步，都要依靠外向型经济，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做起，积累资本、培训工人、融入全球产业链，再一步步谋求产业升级。这个基本规律不会变，我相信越南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但是，”他再次强调，“在具体的政策和执行细节上，需要极其精细的考量。而这，恰恰是我这样的人，和我所代表的资本，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他坦诚地剖析自己的角色，“我为什么在赚到第一桶金后，很快就跑回中国？为什么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局势微妙时我去那里？现在又来越南？
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因为我熟悉东方国家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体制运转的逻辑。我能够扮演一个独特的‘桥梁’角色，连接东西方的资本、技术、市场和理念。”
“我可以把相对适应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引进来，同时帮助本地企业理解国际规则，减少转型的阵痛。这个过程，当然能带来稳定而可观的投资收益。”
他笑着说，“我能有今天的财富地位，搞高科技获利固然重要，但更核心的，在于我成功地扮演了这个独特的、战略性的角色，从中获取了非常稳固的收益，这才是我真正的根！
我旗下那些高科技企业，随时有可能被更加颠覆性的产品所取代，我打败了雅达利，但我也很可能会迅速成为第二个雅达利，要想活下去，就必须闯荡最前沿，但风险很大，有些在东方稳定的投资收益就不不一样了，输了可以从头再来……”
最后，他对着台下年轻的学子们，送上了真诚的寄语：“我今天说这些，也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同学中，未来也能出现一批像我所描述的那样的人。
他们既深爱自己的祖国，透彻理解本国的国情和需求，又具备国际视野和跨界资源整合的能力。这样的人越多，对越南自身的发展，以及对融入全球经济，都是巨大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