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第27节 （2/4）

“第三，关于中东路问题。谈判可以继续，但要拖。我们的目的，不是卖掉它，而是要用这个谈判，来麻痹日本人，为我们自己和华国同志，争取时间。”

“第四，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他最后看向季米特...洛夫和垂头丧气的王鸣，“从今天起，共产国际必须充分尊重华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权。王鸣同志的错误，证明了遥控指挥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央决定，撤销王鸣同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另作安排。 同时，正式邀请中共中央，派遣一位更能代表他们当前实际路线的同志，来莫斯科常驻。”

这个决定，彻底终结了王鸣的政治生命。他被剥夺了最后一点权力，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这一系列的决定，标志着苏联对华政策的一次历史性的大转向。它从过去那种居高临下、试图控制的“宗主国”心态，转变为了一种更加现实、更加具有长远眼光的战略盟友关系。

但是，这种转变，绝不意味着“平等”和“无私”。 斯大林那颗多疑和控制欲极强的心，从未改变。表面上，他尊重中共的独立性，但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布局新的、更隐蔽的控制手段。

他心中已经有了新的棋子。既然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派”已经被证明是废物，那么，他就需要在中共内部，扶持一个新的、能为苏联利益服务的力量。

他的目光，投向了地图上的川陕苏区。

“这个张国涛……”他在会后对莫洛托夫低语道，“虽然天幕显示他未来没有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原因不明。但现在，他手握十万重兵，是中共内部唯一能与李德胜分庭抗礼的力量。他有野心，这就很好。”

斯大林决定，未来对中共的援助，将分为两条线。一条，是通过外蒙古，援助李德胜的中央苏区，以支持其牵制日本和常凯申。另一条，则通过新疆的盛世才，秘密地、更多地援助张国涛的川陕苏区，并加强与东北抗联的联系。

他的算盘是：通过扶持张国涛，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制造一种力量上的平衡，让李德胜无法一家独大，从而在未来更容易被苏联所“影响”和“驾驭”。他要让中国革命的胜利果实，最大限度地符合苏维埃的国家利益。

这，才是斯大林这位钢铁领袖，在“尊重”与“平等”的姿态背后，隐藏着的、真正的远东战略。

第85章：日不落帝国的黄昏焦虑

伦敦年8月下旬。

威斯敏斯特宫，上议院议事厅。这里是日不落帝国古老荣光的象征，猩红色的议席上，坐满了头衔显赫的贵族、高级教士和世袭领主。他们习惯了用一种俯瞰世界的姿态，来决定数亿人的命运。但今天，笼罩在这座哥特式建筑上空的，不再是昔日的自信与从容，而是一种因“天幕”而起的、前所未有的焦虑。

应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请求，一场关于“帝国远东战略及华国问题”的紧急、闭门辩论，正在这里举行。与公开、喧闹的下议院不同，上议院的辩论更像是顶级精英俱乐部内部的战略研讨，气氛更为凝重，言辞也更为直接，甚至冷酷。

首相麦克唐纳首先发言，他的脸色疲惫，声音带着一丝无力：“诸位勋爵，天幕对华国未来的揭示，特别是那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统一的、强大的红色华国的崛起，已经对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根本利益，构成了最严峻的挑战。从上海的租界到长江的航行权，从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到我们在华的巨额投资……这一切，都面临着被清算的风险。今天，我们需要在这里，为帝国在远东的未来，定下一个基调。”

他的话音刚落，一位头发花白、神态倨傲的老贵族便站了起来。他是第四代索尔兹伯里侯爵，詹姆斯·加斯科因-塞西尔。他的家族，是英国保守党政治中最显赫的门阀之一，其父曾三度出任首相。他本人也历任内阁重臣，是上议院保守党领袖，一个典型的、坚信大英帝国天命的顽固派。

“首相先生，我完全不理解，我们有什么可讨论的！”他的声音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傲慢，“天幕？不过是某种我们暂未理解的、高明的幻术罢了！红色华国？一群穿着破烂的农民，靠着虚无缥缈的口号，就想挑战日不落帝国的权威？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不是在这里自怨自艾，而是立刻向远东增派我们最强大的舰队！让皇家海军的炮口，对准南京、上海，也对准那个什么……瑞金！我们要明确地告诉常凯申，也告诉那些共产党人：任何试图损害大英帝国在华利益的行为，都将遭到帝国最无情的打击！我们当年能用鸦片和炮舰打开华国的大门，今天，我们同样能用飞机和战舰，捍卫我们的荣耀！”

这番充满了19世纪味道的强硬言论，在一些年长的、思想僵化的贵族中，引起了一片赞同的“Hear, hear（说的好）!”之声。他们依然沉浸在帝国昔日的荣光里，无法接受世界已经改变的现实。

然而，立刻就有人站出来反驳。发言的，是前自由党领袖、在政坛极具影响力的劳合·乔治。

“侯爵阁下，恐怕您的日历，还停留在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劳合·乔治的言辞向来犀利，“睁开眼睛看看吧！天幕已经向我们展示了未来！德国的铁蹄将再次踏遍欧洲，苏联的红色洪流将席卷东方，而我们最大的‘盟友’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并毫不留情地拆解我们的殖民体系！这才是我们迫在眉睫的威胁！”

他指着地图，语气沉痛：“我们的大英帝国，已经不是那个可以随意向世界投射力量的帝国了！我们在一战中流干了血，现在又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潭。我们的国力，还足以支撑我们在欧洲对抗德国的同时，又在远东与一个拥有四万万人口、并且被‘天命’所眷顾的新兴强权开战吗？那不是捍卫荣耀，那是帝国式的自杀！”

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我的意见是，战略收缩！我们必须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保卫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的均势上。远东的利益，固然重要，但与帝国的生死存亡相比，是可以做出取舍和妥协的。我们可以尝试与那个未来的红色华国进行接触，用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来换取他们对香港地位和我们在华商业利益的尊重。这是一种务实的、体面的撤退！”

“撤退？！”塞西尔侯爵怒不可遏，“向一群黄皮肤的共产主义者撤退？这是帝国的奇耻大辱！而且，一旦我们在华国表现出软弱，那么印度、埃及、缅甸……我们庞大的殖民地，那些蠢蠢欲动的民族主义者，都会有样学样！到那时，整个帝国的大厦，都将因此而崩塌！我们绝不能在华国，开这个危险的先例！”

双方的争论，陷入了僵局。强硬派认为退让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帝国崩溃；而收缩派则认为强硬会加速帝国的灭亡。他们各自的主张，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却又都无法解决帝国所面临的根本困境——一个衰落中的霸权，面对着一个多方崛起、充满挑战的新世界，已经力不从心。

就在这时，一个略显孤单、但却中气十足的声音响了起来。温斯顿·丘吉尔站了起来。他在议会中，一直以“反绥靖”和“帝国主义者”的双重面貌著称，此刻，他的发言，也充满了这种矛盾而又精明的特质。

“首相先生，诸位勋爵，”丘吉尔抽了一口雪茄，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锐利如鹰，“我认为，塞西尔侯爵的勇气，和劳合·乔治先生的理智，都有其可取之处，但也都有其致命的缺陷。我们既不能盲目地挥舞炮舰，也不能懦弱地举起白旗。我们需要的，是我们民族血脉最擅长的东西——搅局！”

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听着这位被许多人视为“麻烦制造者”的议员的高论。

“天幕，给了我们灾难的预言，但也给了我们博弈的筹码！”丘吉尔的声音变得自信起来，“我们面临着四个主要的对手或者说‘问题’：崛起的德国，强大的苏联，未来的霸主美国，以及这个……即将诞生的红色华国。”

“这四者之间，充满了矛盾！德国要反苏，苏联要防德；美国要遏制共产主义，但同样不希望看到一个由日本主宰的亚洲；而红色华国，它既是苏联的盟友，又被天幕预告了‘独立自主’，这意味着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裂痕。”

“所以，我们的策略，不应该是简单的‘进’或‘退’，而应该是灵活地运用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力，去挑动和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才是我们日不落帝国几百年来纵横捭阖的精髓所在！”

他具体阐述了他的“搅屎棍”战略：

“在欧洲，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绥靖！要联合法国，支持那些反纳粹的力量，将德国的威胁扼杀在摇篮里！因为德国，是唯一能直接用炸弹和登陆艇威胁我们本土的存在！”

“在亚洲，我们不能直接与红色华国对抗，那会让我们陷入泥潭，并把他们更紧密地推向苏联。但是，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轻易地统一和发展！我们应该扶持一个代理人，去消耗他们，去给他们制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