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第35节 （1/4）

此时的他他无法想象，自己所在的这个党，未来竟然会有人（他自己）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为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罪行，献上震惊世界的一跪。但此刻，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党，滑向背叛的深渊。

台尔曼知道，德共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军队、警察、资本家、大部分中间阶层，都不在他们一边。而他们曾经唯一的希望——苏联，天幕又揭示了其未来的不可靠。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台尔曼看着身边那些年轻而坚定的脸庞，重新振作起来，“天幕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只要我们还在战斗，法西斯的阴影，就无法完全笼罩德意志！为了德国，为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我们必须战斗到底！”

在德国的这场悲剧中，还有一位被遗忘的“导师”——埃里希·鲁登道夫。这位一战时的军事巨头，纳粹主义早期的精神导师，在兴登堡死后，曾一度被一些保守派军官视为可以取代希特勒的“稳定器”。

但他的思想，早已和时代脱节。在几次失败的尝试后，他已彻底被边缘化，只能在自己的庄园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曾经的学生，将德意志带向他无法理解的疯狂。

1933年的德国，就像一艘迷航的巨轮。希特勒的野望，德共的悲壮，社民党的迷失，以及旧军官团的落寞，交织在一起，共同谱写着一曲通往毁灭的狂想曲。

天幕，照亮了他们的未来，却也让他们脚下的道路，变得更加崎岖、更加血腥、更加……身不由己。

?第108章：欧洲的眩晕与熔炉

在柏林，德共和社民党，则在这场悲剧中，上演了令人扼腕的分裂。面对纳粹的屠刀，他们非但没能团结起来，反而因长期的路线分歧和互不信任，彼此攻击。

为什么？为什么同为左翼，同为工人阶级的代表，社民党却总是在关键时刻，选择与敌人为伍？

要理解1933年德国左翼的分裂，就必须回到它的原点——1919年。那一年，新生的魏玛共和国，由社会民主党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担任总统。

而德国共产党的前身‘斯巴达克同盟’，在柏林发动了旨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月起义’。

面对革命的烈火，社民党政府做出了一个决定了德国未来数十年命运的选择。他们授权国防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动用了一支由旧帝国军官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自由军团’，来镇压起义。

许多自由军团的成员，日后都成了纳粹冲锋队和党卫队的核心骨干。

在社民党的授权下，未来的纳粹，将屠刀砍向了共产主义者。

那是一段血腥而混乱的时期，自由军团的士兵冲进柏林的街垒，用机枪和火焰喷射器屠杀起义工人。

德共最伟大的两位创始导师，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在被捕后，未经审判便被自由军团的军官残忍杀害。卢森堡的尸体，被扔进了兰德维尔运河。

“这是一笔血债。”台尔曼睁开眼，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他仿佛又看到了那冰冷的河水。

对于德共，社民党是“杀害革命母亲罗莎的凶手”，是“用同志的鲜血向资产阶级献媚的叛徒”。这种仇恨，是刻在骨子里的。

而对于社民党来说，德共则是“企图颠覆民主共和国的暴徒”，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种恐惧，同样深入骨髓。

德共指责社民党是“社会法西斯”，是革命的叛徒；而社民党则恐惧德共的“苏维埃专政”，宁愿与魔鬼（纳粹）妥协，也不愿与“赤色暴徒”为伍。

他们手握着一副本不该输得这么惨的牌——希特勒的滔天罪行已被天幕揭示，工人阶级中也有广泛的基础——却因为内部的分裂和策略的失误，被彻底打得一败涂地，沦为了希特勒棋盘上可悲的棋子。

罗马，奎里纳莱宫。

当天幕播放苏联的强大与解体时，意大利的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却已无缘观看。他正被软禁在宫殿的一间偏僻套房里，窗户被木板钉死，门口站着忠于国王的卫兵。

然而，推翻了墨索里尼之后，意大利并未迎来光明。国王和他的新政府，这群旧时代的官僚和贵族，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展现了惊人的无能。

他们既没有能力解决国内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没有勇气彻底清算法西斯势力。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诡异的瘫痪状态——法西斯党徒们仍在街头活动，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势力在暗中发展，而政府却除了发布一些不痛不痒的公告外，毫无作为。

民众很快发现，日子非但没有变好，反而因为政局的混乱变得更糟。一种荒诞的怀旧情绪开始蔓延：“至少在墨索里尼时代，火车还能准点。”人们的失望，为这个国家未来的进一步动荡，埋下了深深的伏笔。墨索里尼虽然被囚禁，但他的支持者们并未死心，他们正等待着一个机会，一个能将他们的“领袖”重新迎回舞台的机会。

巴黎，国民议会。

法国的政客们，正为是否要对德国进行军事干预，吵得不可开交。

“先生们！我们还在等什么？！”来自右翼“火十字团”的议员和退伍上校拉·罗克，挥舞着拳头咆哮道，“天幕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无所作为，几年后，德国的坦克就会碾过香榭丽舍大街！而现在，德国正陷入内战，希特勒的统治并不稳固，他们的莱茵兰地区还是非军事区！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后机会！我们应该立刻出兵，撕毁《凡尔赛条约》，彻底肢解德国，将那个恶魔扼杀在摇篮里！”

他的话，在议会里引起了一阵骚动。许多因“未来战败”而备受刺激的民族主义者，都对此表示赞同。从法国的国家利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选择。

然而，更多的警告和反对声也随之而来。

“出兵？说得轻巧！”来自社会党的议员皮埃尔·赖伐尔反驳道，“我们的经济还深陷在大萧条的泥潭里，人民失业，社会动荡，我们拿什么去支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更重要的是，一旦我们出兵，就等于是侵略！这会不会激起整个德意志民族同仇敌忾的情绪，反而帮助希特勒巩固他的统治？把一场内战，变成一场卫国战争？那我们岂不是成了希特勒的‘助攻手’？”

“而且，”另一位中间派的议员补充道，“我们出兵帮助谁？帮助台尔曼的共产党吗？难道我们要用要法国士兵的鲜血，去为在德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权铺路吗？到时候，我们西边是赤色的德国和苏联，法兰西岂不是成了赤色海洋中的一座孤岛？！”

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深深恐惧，最终压倒了对纳粹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