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第35节 （3/4）

而像古巴、尼加拉瓜这些深受美国“后院”政策之苦的国家，则对此将信将疑。他们知道，军事干涉虽然可能减少，但经济上的控制和政治上的渗透，绝不会停止。

罗斯福的这一转变，固然有其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天幕揭示的未来，让他意识到，拉美将是未来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竞争的重要战场。与其用大棒政策激起普遍的反美情绪，为共产主义的传播提供土壤，不如用“睦邻”的怀柔手段，通过经济援助和文化输出，将这些国家更紧密地捆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天幕对切·格瓦拉的“点名”，更是加剧了他的这种紧迫感。他绝不能容忍，自己的“后院”里，再出现一个又一个的“格瓦拉”。

于是，一艘艘满载着美国商品、电影、专家的轮船，开始驶向拉美各国。一场旨在争夺人心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已经悄然打响。

客轮的汽笛声，在哈瓦那港的上空响起。

小小的切·格瓦拉，在家人的陪伴下，走下了舷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古巴温暖而湿润的空气，长久以来备受折磨的肺部，似乎真的感到了一丝舒缓。他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国度，看着码头上忙碌的人群，看着远处飘扬的古巴国旗。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小小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因为策划了一场带领同学向学校食堂抗议伙食差的“起义”，而再次被关了禁闭。他坐在小黑屋里，却一点也不害怕，脑海里想象的，是天幕上那些革命者英勇斗争的画面。

两个未来的革命伙伴，此刻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一个是被命运推着，提前来到了这座命中注定的岛屿；另一个，则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孕育着最初的革命火种。

他们的直线距离，在这一刻，被拉近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天幕的蝴蝶，扇动了它巨大的翅膀。历史的河流，已经转向了一条全新的、无人能够预知的航道。而这两颗在未来将点燃整个拉美革命烽火的星辰，他们的相遇，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第110章：樱花的狂乱与长白山的星火

当欧洲在“苏联解体”的震撼中陷入路线争吵，当美洲的未来因一个革命偶像的提前“曝光”而暗流涌动时，东亚的天空，则被一种更加直接、更加刺痛的“未来”所笼罩。

东京，霞关，海军省。

山本五十六正独自一人，对着巨大的海图出神。作为日本海军中少数具有清醒头脑和世界眼光的将领，天幕的播放，对他来说，是一场理智上早已预见、但情感上仍难以接受的残酷“沙盘推演”。

他不像陆军那些被“武士道”精神冲昏了头脑的狂人，他深知日本与美国在国力、资源和工业潜力上的巨大差距。天幕预告的“偷袭珍珠港”和最终的惨败，对他而言，不过是将他内心最深处的担忧，以一种最无情的方式，公之于众。

“愚蠢……真是愚蠢至极。”他喃喃自语。

天幕不仅揭示了战败的结局，更摧毁了日本战争机器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天皇的“现人神”地位。裕仁天皇在战后发表《人间宣言》，自我否定神性的那一幕，对整个日本社会的冲击，是颠覆性的。

虽然军部和政府第一时间进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将天幕斥为“英美鬼畜的妖术”，但在水面之下，信仰的堤坝，已经出现了无法修复的裂痕。

更糟糕的是，罗斯福的上台，以及天幕对未来日美交战的“预告”，让美国对日本的遏制，比历史上提前了数年，也更加名正言顺。

最近，从华盛顿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坏。美国国会正在讨论新的贸易法案，旨在限制对日出口废钢铁和航空燃油。

虽然未必能通过，甚至可能只是美国贸易谈判放出的筹码……但这无疑是悬在日本工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国际上，在美国的带领下，对“满洲国”的谴责和不承认，也让日本在外交上陷入了空前的孤立。

内阁会议上，争论空前激烈。

“我们必须向美国和国际社会妥协！”外务大臣内田康哉焦急地说道，“天幕已经预示了我们与美国开战的毁灭性结局！我们不能再一意孤行，必须暂缓在中国的行动，以换取与美国的经济关系正常化！”

“懦夫！”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猛地一拍桌子，怒吼道，“天幕的‘妖言’已经让你吓破了胆吗？大和民族的荣誉，岂能向鬼畜米英低头？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抢在敌人完成战争准备之前，南下夺取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彻底摆脱对西方的依赖！这才是真正的生存之道！”

这种“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进攻东南亚）”的战略争论，在天幕的刺激下，变得更加尖锐和不可调和。军部内的皇道派和统制派，更是为此斗得你死我活。整个日本，就像一艘被狂风巨浪撕扯的战舰，随时都有可能解体或冲向毁灭的深渊。

“他们以为战争是什么？是乡下的祭典吗？”山本五十六心中充满了鄙夷和无力。他试图在会议上陈述利弊，强调海军在没有稳定石油来源的情况下，无法支撑长期战争，但他的声音，被陆军狂热的“圣战”口号彻底淹没。

他知道，这个国家已经疯了。天幕的“战败预言”，非但没有让他们清醒，反而像一剂烈性毒品，刺激着他们走向了更加极端、更加不计后果的豪赌。他们妄图用更快的速度、更疯狂的行动，来跑赢那个注定要到来的、毁灭性的未来。

长白山深处，一处隐蔽的密营。

篝火在风雪中跳动，映照着一张张饱经风霜却依旧坚毅的面孔。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境羽，正和赵尚至等几位主要将领，围着一张缴获来的、简陋的军事地图，研究着下一步的行动。

“形势比以前好了，但更难了。”杨境羽将一块烤熟的土豆，分给身边的战士，他的声音沙哑，却充满了力量，“天幕的播放，让老百姓看清了小日本的真面目，也看清了溥仪那个傀儡皇帝的下场。现在愿意加入我们、帮助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年年初，我们能在长城沿线搞出那么大动静，有效支援了关内的长城抗战，这就是明证。”

“是啊，”赵尚至接着说道，他擦拭着手中那把保养得很好的驳壳枪，“但是队伍大了，吃饭、穿衣、弹药、药品，就都成了大问题，小鬼子们的围剿力度也大了。这个冬天，不好过啊。”

这就是东北抗联最真实的写照。曙光已现，但前路依旧漫长而艰险。他们就像一群在黑土地上顽强生长的野草，虽然有了阳光，却依旧要面对严寒和狂风。

就在此时，营地外，负责警戒的哨兵，领着一小队风尘仆仆的人，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他的身上，没有东北抗联将士那种剽悍的草莽之气，反而带着一种属于知识分子的、沉静而坚定的气质。

“杨司令，赵政委，”来人摘下被冻得发硬的皮帽子，对着两人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叫魏拯民，受党中央和李德胜同志的委托，从江西，来到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