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第49节 （2/4）

军情六处（MI6）的亚洲分部，接到了来自伦敦的最高指令，开始制定代号为“龙穴”的、针对李德胜及其他华共核心领导人的刺杀计划。

英国驻日大使，开始频繁地与日本军部的少壮派军官进行“非官方”接触，暗示帝国将“理解并尊重”日本在“维持东亚秩序”方面的努力。

而通过瑞士和瑞典的银行，一笔笔匿名的资金，开始悄然地流入德国克虏伯和梅塞施密特的工厂……

丘吉尔，此刻还在前往美国的海轮上。他望着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心中充满了对帝国未来的忧虑。

他不知道，就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那些“聪明的”同僚们，已经为帝国，也为整个世界，选择了一条通往地狱的捷径。

他们以为自己是棋手，却不知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过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更为惨烈的世界大战，以及日不落帝国最终的、不可逆转的黄昏，亲手敲响丧钟。

?第141章：戴高不乐，法兰西怎么这个样子

巴黎年9月。

自从天幕以一种近乎羞辱的方式，预告了法兰西未来那场仅持续六周的溃败后，整个国家便陷入了一种混杂着愤怒、恐惧与无尽争吵的政治狂热症之中。

议会里的政客们，如同惊弓之鸟，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了互相攻讦、推卸责任的党派斗争中，仿佛只要骂倒了对手，未来的德国坦克就不会碾过香榭丽舍大街。

戴高乐最近并不快乐，他已经发现，自己虽然登上了舞台，但脚下却是一片流沙。他面临的困境，远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和艰巨。

在他的支持者中，许多狂热的年轻军官和成员都极力劝说他，直接效仿当年的拿破仑·波拿巴，发动一场军事政变，解散议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救国政府。

“将军！”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的乔治·皮杜激动地对他说，“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能立刻控制巴黎！人民已经厌倦了那些无能的政客，他们渴望一位英雄，一位能带领法兰西走出泥潭的强人！”

戴高乐端坐在他的临时办公室里，手指交叉，陷入了长久的沉思。说他没有动心，那是假的。天幕已经赋予了他“天命”，人民的拥戴也初见端倪。但最终，他还是冷静地、坚决地否决了这个激进的计划。

原因很简单，他不是拿破仑年的法国也不是1799年的法国。

拿破仑在发动“雾月政变”时早已是名满欧洲的常胜将军，是整个法兰西军队的偶像。

而他戴高乐虽然有天幕“加持”，但在军中的实际威望还远远不够。他只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少将，他的装甲兵理论虽然开始受到重视，但远未成为军界的主流。贸然发动政变，很可能反而会毁掉他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政治声望。

更重要的，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个“离谱”的政治架构。

柏林，德国总参谋部。

一群德国将领，也在饶有兴致地分析着法国的乱局。冯·西克特正在向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高层介绍着他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体制的。

“将军们，我们必须感谢俾斯麦宰相的‘远见’。”他带着一丝嘲讽的口吻说道，“在1871年，我们击败法国、帮助梯也尔政府镇压了巴黎公社之后，为了防止法国再次出现一个强有力的、能够威胁到德意志的中央集权政府，我们在幕后，极力推动法国建立了一套全世界最不稳定、最容易陷入内耗的政治体制。”

他解释道：“第三共和国的宪法，赋予了议会过大的权力，却没有赋予总统和总理相应的、能够稳定施政的权力。这导致了内阁的频繁更迭，政党林立，互相掣肘。任何一个有魄力的政治家，都很难在这种环境下推行长期的、有效的改革。它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法国永远保持一种‘虚弱的强大’。可以说，只要这套体制存在一天，法国就不可能真正对我们构成致命的威胁。”

这番分析，让在场的德国将领们都发出了会心的笑声。

戴高乐深知这一点。他想要改革，想要强国，就必须修改宪法，重塑整个政治体系。但这就意味着，他要与议会里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为敌。

戴高乐，这位立志要拯救法兰西的医生，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病人：先天不足（制度缺陷），后天又受了重创（一战失血），如今已是百病缠身，积重难返。

他想在现有的政治体系内进行改革，就必然会受到这个体系无情的压制和同化。他想推翻这个体系，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威望。

更何况，法国在一战中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惨痛了。整整一代年轻人倒在了凡尔登和索姆河的绞肉机里，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种深刻的、畏惧战争的“和平主义”情绪。在这种社会氛围下，任何试图重整军备的强硬主张都会遭到巨大的社会阻力。

所以，戴高乐不快乐。他空有天幕赋予的“救国者”之名，却发现自己手中无兵、无权，面对的是一个制度性瘫痪的国家，和一群在耻辱面前依然醉生梦死的国民。

在天幕降临的最初半年，戴高乐还一心想做个纯粹的军人。他利用天幕赋予的威望，四处奔走，向陆军陆高层兜售他的装甲兵理论，希望能从军事层面，改革法国的国防体系。

但现实给了他沉重的打击。前线的将领们，不管多英勇，后方的政客们却随时可能因为党派利益而选择投降。他意识到，“当兵救不了法兰西”。

他提出的任何一项深刻的军事改革，都会触动到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步兵将领们视他的装甲理论为异端，担心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炮兵将领们则抱怨装甲部队会抢走他们宝贵的预算；而议会里的政客们，更是将军事议题当作党派斗争的筹码，互相扯皮，导致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寸步难行。

他深刻地意识到，前线的军队无论如何改革，只要后方的政治中枢已经腐朽溃烂，那么未来的失败，依然不可避免。一个强大的国防，必须建立在一个强大的政府之上。

于是，他被迫开始学习政治，结交盟友，研究议会的辩论规则。他开始从一个战术家，向一个战略家转变。但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和笨拙。

他发现，政坛这个牌桌上，玩家远比他想象的要多，关系也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

左派的人民阵线：由社会党、共产党等组成，拥有强大的工会和群众基础，但内部矛盾重重，对戴高乐的“强人”姿态充满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