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第69节 （1/4）

他提醒了汪兆铭，他的对手不止一个常凯申。就算他斗倒了常凯申，他拿什么去和那个被天幕“加冕”后即将席卷天下的李德胜斗？

有吉明观察着汪兆铭脸上变幻的神色，知道他的心理防线正在崩溃。接着，有吉明开始斩断汪兆铭最后的幻想。

“至于您所期望的美国援助，汪先生，恕我直言，那不过是镜花水月。美国自己深陷经济危机，自顾不暇。而且，一旦我们帝国决定全力以赴，您认为，美国的援助还能通过我们的封锁线运到您手上吗？您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大日本帝国！”

威逼、画饼、斩断后路/请客、斩首、收下当狗……一套组合拳下来，汪兆铭的心理防线已经开始崩溃，他感到自己仿佛被逼入了一个绝境，而日本人则为他打开了唯一一扇看似光明的“生门”。

他知道这是一杯毒酒，但他对权力的极度渴望，还是让他忍不住想要伸出手去。

有吉明看到汪兆铭仍在犹豫，终于抛出了那个精心准备的、直击其要害的最终筹码。

“汪先生，您最缺的是属于您自己的军队，这一点上帝国可以帮助您！我们将从帝国陆军的库存中为您挑选最精良的装备，聘请最优秀的帝国军官作为教官，在华北为您编练三十个师的日式装备‘新和平建国军’，这支军队将完全忠于您本人！帝国还将为您提供一笔高达五亿日元的低息贷款，作为您新政府的启动资金！”

三十个日械师！五亿日元！

这对一穷二白、毫无军事实力的汪兆铭来说，简直是无法抗拒的魔鬼的诱惑！有了这支军队，他不仅能压倒常凯申，甚至能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与共产党掰一掰手腕！

他忍不住开始幻想，自己身着大元帅服，检阅着这支装备精良的军队的场景。那一刻，他年轻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情壮志，似乎以一种扭曲的方式重新回到了他的心中。

但他毕竟不是一个蠢货，他知道，这支由日本人帮助建立的军队，其忠诚度究竟属于谁，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他强行压下内心的激动，做出了最后的试探：“大使先生，我汪某一生致力于三民主义，若与贵国合作，必不能有损我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此事体大，我需要时间仔细考虑。”

他试图用拖延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空间。

有吉明看出了他的意图，也知道今晚已经达到了目的。他站起身，微微鞠躬：“当然，汪先生。帝国有足够的耐心，但也请您不要让我们等太久。毕竟，时局不等人。”

他留下那份协议草案，转身秘密离去。

在送走有吉明后，汪兆铭独自一人回到书房。他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看到了无数在东北饱受欺凌的同胞的怨毒目光。

他皱了皱眉，用一种虚伪的自我催眠口吻对自己说：“精卫填海，精卫填海……我这是为了国家能免于全面战争的生灵涂炭……是为了先拿到实力，才能与各方周旋，最终保全国家元气……这是……‘曲线救国’……我个人的一点名节……又算得了什么呢？历史，会理解我的苦衷的。”

?第182章：乌拉尔的红色磨盘与经国之业

乌拉尔山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年秋。

刺骨的寒风，已经开始从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吹来，预示着一个漫长而酷烈的冬天即将来临。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那充满着机油和钢铁气味的巨大车间里，一个身材并不高大但眼神异常坚韧的年轻人，正吃力地和工友们一起，将一台沉重的车床部件安装到基座上。

他的俄语流利，动作娴熟，与周围那些高大的斯拉夫工人们并无二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名叫“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叶利扎罗夫”的普通工人，就是常凯申的长子——常经国。

这已经是他来到苏联的第八个年头了。八年间，他的人生，如同一块被投入红色磨盘的顽石，经历了剧烈的磋磨与改变。

他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明星学员，信仰过共产主义的理想，甚至曾公开登报，谴责自己父亲在中国的“反革命”行径。但“四一二”政变的枪声，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从“革命同志的儿子”，变成了“头号反革命分子的儿子”，政治上的污点让他受尽了白眼与排挤。

天幕的降临，曾一度让他看到了希望。当天幕揭示了他父亲未来必将失败的命运，以及共产党将统一中国的“天命”时，他甚至感到了一丝解脱和快意。他以为，这下总该没人再拿他的出身说事了。

然而，现实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

历史上正是王明等人的势导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在本时空，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的失势，也并没有改善他的处境。紧接着，苏联内部，一场针对“托洛茨基匪帮”的清洗运动开始了。

虽然他第一时间就写了长篇的文章，痛斥托洛茨基的“罪行”，向斯大林同志和党组织表达自己的“绝对忠诚”，但他那敏感的身份和曾经参与和信仰托派的往事，依然让他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

最终，或许得益于天幕预告了中国革命的光明未来，让斯大林在处理与中国相关的人员时，多了一分谨慎。但他还是被从莫斯科“下放”，来到了这个乌拉尔的工业重镇，从一个有理论水平的干部，变成了一个需要用体力来证明自己“无产阶级属性”的普通工人。

这是一种变相的流放，也是一种温和的考验。

他白天在车间里挥汗如雨，晚上则回到简陋的集体宿舍，贪婪地阅读着所有能找到的报纸和书籍。他在学习，在观察，在等待。

他知道，自己的命运，从来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它系于两个人——一个，是远在南京的父亲；另一个，是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个“钢铁同志”。

这天，他刚刚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工作，正和一位名叫善良的白俄罗斯女工芬娜在工厂的食堂里，分享着一块黑列巴。芬娜是他在这里唯一的朋友，她的纯真与善良，是这片冰冷的钢铁森林里，唯一能让他感到温暖的慰藉。

突然，两个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制服的男人，走到了他的面前。

“尼古拉·叶利扎罗夫同志，跟我们走一趟。”其中一人的声音如同乌拉尔的寒风一样，不带任何感情。

常经国的心，猛地沉了下去。食堂里所有人的目光，都瞬间聚焦在了他的身上，那目光里，有同情，有好奇，但更多的是一种避之不及的恐惧。芬娜的脸，瞬间变得煞白，她紧紧地抓住了常经国的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