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第87节 （1/4）

就在一年前，他还是长沙文艺中学一个因闹学潮而被开除的学生。那时，北伐军的歌声还在耳边回响，姐姐穿着灰色军装的身影是他心中最崇高的偶像。

他鄙视父亲靠地租为生的寄生生活，怀揣着一腔“为国为民”的热血毅然离家，只身来到上海投奔姐夫余乐醒。

他记得，当他乘坐的英国怡和公司客轮驶入长江时，一个外国海员仅仅因为他登上了头等舱的甲板，便轻蔑地骂他“乡巴佬”，还将一个空罐头盒扔到他脚下。

那一刻的屈辱如同烙印般刻在他心里，他当时想，这都是因为国家太不强盛了！他要像姐夫一样，干出一番事业来，让国家强盛，让中国人不再受辱。

那时，他眼中的姐夫，是参加过勤工俭学、留过苏、担任过叶挺“铁团”教导员的革命英雄。

他哪里知道，“四一二”之后，姐夫早已从革命队伍里一头栽进了反革命的巢穴，成了复兴社上海区的区长。

就这样，一腔热血被引错了方向，一滴来自故乡圣洁慈母河的清水，滴入了一潭名为“党国”的墨池。

他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崭露头角。他扮作“业余消防队员”趁火打劫刺探情报，又凭着一口地道的湖南话，冒充“湘光通讯社记者”，挎着照相机出入各种场合，窥探进步人士的思想动态。这些“撒旦式的才干”，让他得到了姐夫和戴立的赏识，也让他在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但天幕的出现，却让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他看到了天幕上那个同样说着湖南话的李德胜，看到了那个他儿时曾无比向往的、真正为穷人办事的革命队伍。

他终于想起了记忆中“马日事变”时，那些他曾为之哭泣的农会干部被屠杀的历史……他把这些都忘了，或者说，他强迫自己忘记了。

他告诉自己，共产党和那些新旧军阀一样，都是想和委座争座地盘的乱臣贼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卫这个国家，是在“进可做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

这份信念，在戴立第一次接见他时被推向了顶峰。那个男人并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反而像个亲切的长辈，拍着他的肩膀，说自己小时候也曾被学校开除，鼓励他好好干，前途无量。

那一百块钱的赏赐，那句“放假同我儿子一道去南京玩”的许诺，让他这个离家出走的少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知遇之恩。

士为知己者死。他下定决心，要为戴老板，为这份“栽培”，献出一切。

会议结束，戴立单独留下了沈醉。

“你在上海做得很好。”戴立递给他一支烟，亲自为他点上，“这次对汪兆铭的行动，除了南京，上海是关键，很多见不得光的人和事都会在那里发生。”

“老板放心，学生一定把事情办得妥妥帖帖！”沈醉挺直了腰板。

戴立看着眼前的年轻人，那双总是让人望而生畏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复杂情绪。他知道，这个年轻人内心还有挣扎，那份来自故乡水的淳朴还未被墨汁彻底染黑。

“我知道，天上的一些东西让你们年轻人很困惑。”戴立缓缓吐出一口烟圈，“它说我们是军阀，说我们腐败……这些或许有。但你要记住，我们和共产党，根本上的不同是什么。”

“你看到了南京大屠杀，看到了国府的无能，看到了宋孔两家的贪婪……这些都是事实，是脓疮，是盘踞在党国这具身躯上的毒瘤！”

戴笠的语气充满了痛心疾首，“但是，沈醉，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病人身上长了毒瘤，我们是应该一枪打死他，还是应该拿起手术刀，替他把毒瘤剜掉？”

沈醉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共产党要做的，就是前者。他们要一枪打死‘党国’这个病人，砸烂一切，然后按照一个他们自己也未必搞得懂的图纸，去重建一个所谓的‘新世界’。”

戴立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而我们复兴社，我们这些真正追随委座、继承总理遗志的人，要做的就是后者！我们就是那把手术刀！”

他指了指窗外：“天幕上那些丑恶，那些腐败，那些投降派，他们是国民党，但他们不是真正的国民党！他们是党国的蛀虫，是背叛了总理三民主义理想的叛徒！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就是要将这些蛀虫一个个地从党国的肌体里揪出来，清除掉！让党国恢复到北伐时那个充满理想、充满朝气的样子！”

“所以，”戴立直起身，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我们要做的事是神圣的！是为党国清除内奸，为民族扫除败类！我们是在拯救这棵树，让它能重新焕发生机！而你，就是我亲手挑选的、最锋利的一把手术刀！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这棵大树刮骨疗毒！未来，当党国清除了所有蛀虫，重现总理在世时的光辉时，你就是党国的功臣，是民族的英雄！”

沈醉走出总部，南京的夜色已经深了。戴笠的话，如同一剂精心调配的毒药，彻底麻痹了他最后的一丝挣扎。

他不知道，那滴来自故乡的清水，在这一刻，已经被墨汁彻底吞噬。

而他的背后，戴笠站在窗前，看着沈醉远去的背影，眼神重新变得冰冷而审慎。他知道，这套话术对付沈醉这样的热血青年最是有效。但他自己……一个字都不信！

当南京城因天幕的审判而陷入一片混乱，当常、汪二人如同被架在火上炙烤的困兽时，城西的一处僻静公馆里，却是一片悠然。

唐生智此刻正盘坐在佛堂的蒲团上，这位著名的“佛教将军”手中捻着一串油光发亮的佛珠，双目微闭，但缭绕的香烟却无法抚平他内心的波澜。

自1932年6月，在宁粤合作的背景下，他被重新请回南京担任这个名义上的高位以来，这座宅邸便成了他的“方外之地”。他深居简出，每日焚香礼佛，似乎已将昔日的金戈铁马都化作了佛堂里的一缕青烟。

他知道，蒋介石从未真正信任过他。这个军事参议院院长，不过是一个用来安抚湖南地方势力，以及向外界展示“党国团结”的政治牌坊。

他知道自己早已被常凯申视为心腹大患。毕竟，在中原大战中，他曾是反蒋联军的前敌总指挥。若非时运不济，此刻坐在黄埔路官邸里的，或许就不是常凯生了。

天幕的出现，对他而言与其说是冲击，不如说是一种印证。它印证了他多年来对国民党内部腐朽的观察，也印证了他对常凯申其人器量与眼界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