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第119节 （1/4）

他想起了1927年。

那个溽热的夏天，宁汉分裂，党国危殆。在决定常凯申去留的军事会议上，桂系的白崇禧步步紧逼，当面“逼宫”。

当常凯申以辞职相威胁，将求助的、期盼的目光投向他这位手握黄埔七个师兵力的第一亲信时，他选择了沉默。

他低着头，一言不发，任由那道绝望的目光在自己身上停留了足足十几秒，然后黯然移开。

常凯申拂袖而去后，吴稚晖、张静江等元老还想挽留，是他何应钦，明确表态说：“蒋先生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会好些。”

那句话，他至今记得每一个字。那是他一生中最大胆、也最愚蠢的一句话。

常凯申下野，他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组成军事常务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手握军权，何等风光！

他指挥部队取得了龙潭大捷，保卫了南京，声望达到了顶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摆脱那个人的阴影，成为真正的掌舵者。

然而，他终究是低估了常凯申。那个看似已经远渡日本、不问政事的男人，暗地里却在用各种手段合纵连横，瓦解他的权力基础。

黄埔系的军官们开始一封接一封地发出“拥蒋复职”的通电，连冯玉祥、阎锡山这些外人都在表态。

他盼来盼去，就是不见何应钦有什么动静。最后，是常凯申派他的老乡李仲公前来，近乎呵斥地责问：“何应钦为什么他还不发？他打底打的什么主意？”

那一刻，他才如梦初醒。他发了电报，但为时已晚。

常凯申复职之后，直奔徐州第一军总指挥部，当着众将之面，下令免去他第一路军总指挥职务，改任总司令部参谋长，甚至连他在南京住宅的卫队都给撤了。

那记耳光，响亮而又屈辱。他在李仲公面前大发牢骚，叫嚣着“绝不就职”，但当李仲公冷冷地劝他：“只要他在一天，黄埔军就是他的，你同他斗是斗不赢的。”他一颗心便彻底凉了半截。

那次“入壁夺符”的打击，让他彻底认识到了自己与常凯申的差距。他只是一个棋子，一个自以为能跳出棋盘的棋子，却最终被棋手轻而易举地拎了回来，放在了一个更不重要的位置上。

正是吸取了那次惨痛的教训，面对汪兆铭的拉拢，他最终选择了放弃。他断定，汪兆铭此人，比当年的桂系更加靠不住。

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者和理想主义的疯子，缺乏常凯申那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翻云覆雨的手腕。跟着他，无异于蹈海，下场只会比1927年那次更惨。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没过多久，汪兆铭投日的丑闻便传开，身败名裂。何应钦每每想起，都暗自庆幸自己的谨慎，但也为这份谨慎感到悲哀。

这份谨慎，说好听了是审时度势，说难听了，就是他骨子里无法根除的软弱。他终究只是一个优秀的执行者，一个循规蹈矩的文员，他没有那种打破一切、另起炉灶的决断和魄力。

如果他有，当年就该带着黄埔系彻底倒向桂系，而不是玩那套暧昧的把戏；如果他有，或许这次就真的会信了汪兆铭的邪。

可他没有。

于是，他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个无路可走的绝境里。

向前看，是常凯申永不消散的猜忌。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即便他此后在中原大战中为蒋家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忙到父亲去世都未曾奔丧，用近乎愚忠的行动来弥补，也换不来真正的信任。校长今晚用陈诚来敲打他，就是最好的证明。

向后看，是天幕上早已为他定下的结局。在新中国那里，他是策划皖南事变，手上沾满新四军将士鲜血的“血债人”，是挂了号的战犯。那条船，他无论如何也上不去。

向左看，是汪兆明那样的投机者，那是一条通往万劫不复的死路。

向右看，是李宗仁、白崇禧和西南那帮地方实力派。与他们再次联合？那不过是重复1927年的故事，自己最终还是会成为他们与常凯申博弈的棋子，被利用然后被抛弃。

他何应钦，就像一条被困在干涸池塘里的泥鳅。每一条看似可能的出路，都通向死亡。

轿车缓缓停在了何公馆的门前。司机为他打开车门，夜风带着一丝凉意吹来，让他混沌的头脑清醒了几分。

常凯申那句敲打之后给予的“甜枣”，又在他耳边清晰地响起：“辞修虽然忠诚，但毕竟年轻，军中的事务，还需要你这位老大哥，多多帮衬啊。”

他知道，自己已经做出了选择，一个唯一能让他在这艘即将沉没的大船上，体面地活下去的选择。

他将放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埋葬那颗蠢蠢欲动的野心，老老实实地，去当好他这个“二号人物”，当好那个看似权倾朝野、实则仰人鼻息的军政部长。

第291章：迷惘与走投无路的一代

1933年的深秋，寒意已然浸透了美利坚的骨髓。空气中弥漫着煤烟、廉价雪茄和一种无形的、名为“大萧条”的铁锈味。

在今年6月份，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哈罗德·多德斯站在高高的讲台上，面对着台下那一千多张年轻而迷茫的脸庞。

他们穿着崭新的学士袍，眼中本该闪烁着对未来的期盼，此刻却像被秋霜打过的草叶，带着一丝脆弱的黯淡。多德斯清了清嗓子，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草坪，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坦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