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第96节 （2/4）

“不过那样的话，万一海外出现一个严重被低估的金融市场，收益率更高，且风险更低的金融市场呢？我们的钱会流向哪？”

我的担心不是无的放矢，因为...我记得我上高中和大学的选修课时都学过，西方经济学是基于“效用价值论”而发展出来的金融经济学，而不是“劳动价值论”发展出的政治经济学。

而在效用价值论中，“风险”也被视为一种辅助定价的重要因素，但马列主义者通常都是习惯于认为“风险”本身没有价值。

固然劳动价值论更加贴合事物本质，但这就像机械唯物主义相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一样，虽然机械唯物主义是真理，但却对我们的活动不具有指导性。

同样的，“劳动价值论”可以帮我们认清社会经济的本质，但却没有办法帮我们在市场中做出一个个具体的定价，因为你很难分清楚哪些是“应得的”工资，哪些是“剩余价值”。

尤其是在工厂出现亏损时，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公司老板们很难接受是自己“剥削无能”的结论，通常都会选择接受“边际效用递减”的说法。

所以“效用价值论”还是成为了当前实用经济学的主流。

基于这个理论，美股的膨胀总有些不合逻辑。因为美股的收益率虽然是很高，但绝不是全球市场中最高的。

阿根廷和土耳其的股市表现也很不错，但绝不会有太多人去投，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还有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金融风险问题，把风险也纳入定价体系后，他们资产的价格自然也就变得无比高昂。

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如何保证美国股市的“安全”。

佩利先生用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告诉我，如果有更安全、收益更高的市场，那大资金当然是会毫不犹豫地转过去，多迟疑两小时都是瞧不起我们伟大资本家们“有奶就是娘”的节操。

不过我们的政府是不会让这种事发生的。

“怎么弄？”我问。

“发动一两个战争，或者打个金融战，弄乱对方国家，提高对方资产的风险指数。”

“但这对东大那样的国家就没什么用了吧？”我又问。

“那个也有办法，我们可以出台一两个制裁法案，限制对方相关产业发展，就算不能把对方高科技产业扼杀在萌芽，至少也要让市场看到投资对方国家资产的‘风险’——毕竟大资金是极度厌恶风险的，越大的资金越厌恶风险。”

我有些佩服他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佩里先生连连摆手：“这些都是常识，我只是负责做账的，要不是以前公司要求我拿利润去投资，我也不会被赶鸭子上架，被迫学习了这些。”

“那您以前的公司怎么了？”我好奇地问。

“虽然业务发展得不错，但金融投机失败，破产了，连带着我的个人声誉...”

佩里先生耸了下肩，想要装作无所谓，但嘴角的一缕苦笑还是暴露了他的心情。

感谢他前公司的贪婪，我得到了一个不错的财务，至于过度投机金融导致的公司主业务受影响，这个教训我也会牢牢记住的。

当天收盘时，我公司的股票价格涨到了7.9美元一股，而且看未处理的交易单据数量，这个价格绝对还没到头。

虽然不知道最后券商会给我多少钱，但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的公司恐怕就不会再因为现金流问题而发愁了。

第一百七十章 特权

记得“债权人”和“永恒”以前常说，钱只是一个数字，够用就行了。

当时我以为他们只是在装，但后来看的话，好像也不完全是。

当钱真的只是变成一个数字后，你的思想，以及你为人处世的方式，全部都会发生变化。

但——这绝对不是“解放”。

有钱之前，每当我想要在实验室里多逛一阵子，总会有人提醒我“你的公司还很缺钱，你的股东都在等着变现，你怎么还有心情在这做实验”。

我本以为有了钱之后，这些麻烦就全都可以避免，我想要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但那些唠叨却仅仅只是换了个说辞，变成了“再不赚钱你的资产就要贬值了，股民都在等你的新东西，你怎么还有心情旁观什么电子冰河实验。”

——拜托，电子冰河可是我们学校酝酿了几年的成果，可以让拓扑量子态的电子不需要磁场就能在超导体中流动，这不比什么财报电话会议更重要？

对我而言，这些事都很麻烦，而且似乎越来越成为我生活的常态。

我倒是想要雇个职业经理人替我去处理那些杂事，但董事会警告我说，如果我这么做，将会引起市场“不可预测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