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投效 （1/2）

投效

引起欧阳懿侧目之后，涟漪并未立刻扩散成波浪。欧阳懿依旧是那个忙碌、焦灼、难以接近的欧阳懿。但一种微妙的变化，如同水底潜流，在“深瞳智药”内部悄然涌动。

刘朗接到的任务，开始带上更明确的战略指向性。陈先生不再仅仅让他整理数据，而是会直接问：“刘朗，关于‘信达创投’那位王总的个人投资风格，你有什么看法？”“如果我们下轮估值再让五个点，从市场情绪和竞品动态看，利弊几何？”

这些问题，不再是单纯的数据处理，而是需要判断、权衡，甚至承担一定风险的“建议”。刘朗的回答愈发谨慎，但他展现出的、结合了前世政经嗅觉与现代数据分析的独特视角，往往能给陷入思维定势的团队带来意外启发。他像一块被逐渐打磨出光泽的璞玉，虽然质地成谜，但其价值已无法被忽视。

欧阳懿对他，依旧没有好脸色，布置任务时语气冰冷，期限苛刻。但刘朗能感觉到，那冰冷的审视中，探究的意味多过了纯粹的怀疑。偶尔，在讨论陷入僵局时，欧阳懿的目光会若有似无地扫过他，虽然什么也不说，但那种无形的、带着压力的期待，刘朗清晰地接收到了。

他知道，自己正走在一条危险的钢丝上。展现太多，会引来更深的猜忌和忌惮；藏拙太多，则可能永远停留在“好用工具”的层面，无法触及内核，更别提那遥不可及的“救赎”。他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极其精妙的平衡点。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一个看似平常的加班夜。

公司与“信达创投”的谈判进入深水区，对方在尽职调查中，对一个早期技术合作方（一家已濒临倒闭的小型生物实验室）的历史数据合规性提出了严厉质疑。这部分历史数据是“深瞳智药”算法早期训练的重要基础之一，如果被认定有问题，不仅本轮融资可能告吹，公司技术的根基都会受到动摇。

技术团队和法律顾问连夜开会，试图从技术层面和合同条款中寻找抗辩依据，但收效甚微。对方咬得很死，气氛凝重。欧阳懿在电话里与对方高层沟通了半小时，回来后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将自己关进了办公室。

深夜十一点，陈先生红着眼睛从欧阳懿办公室出来，看到还在工位前对着电脑屏幕凝神思索的刘朗，像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哑着嗓子说：“刘朗，你……你再想想，关于那个‘瑞科生物’（那家小实验室）的历史数据，有没有什么我们没想到的角度？任何角度都行！”

刘朗已经对着那些陈年旧账和复杂的产权协议看了好几个小时。前世处理过更棘手的宫廷秘辛和构陷证据，让他对“合规”与“瑕疵”之间的灰色地带，有种异乎寻常的敏锐。他注意到，那份早期合作框架协议中，关于数据使用的描述存在多处模糊地带，而“瑞科生物”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在实验室倒闭后，似乎销声匿迹了。

他调动了所有能调动的公开信息渠道，甚至尝试了一些非常规的、近乎“人肉搜索”的模糊关联（得益于前世暗卫的技能），最终，在一个极其冷门的、专注于生物医药领域职业发展的海外论坛角落，通过一个早已废弃的ID留下的蛛丝马迹，顺藤摸瓜，锁定了那位前负责人目前的工作邮箱——他在一家欧洲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担任闲职。

更重要的是，刘朗在梳理对方近几年寥寥无几的公开学术活动记录时，发现此人在一次小型研讨会的纪要中，曾含糊提及当年的一些“理想主义合作”，并隐晦表达了对其后来商业化应用“偏离初衷”的遗憾，但同时也肯定了早期数据的“纯净性”和“学术价值”。

这条线索，像黑暗中的一缕微光。

刘朗立刻将发现汇报给陈先生。陈先生如同溺水之人抓到浮木，立刻联系了公司的外聘法律顾问。经过紧急跨国沟通和一番谨慎的交涉，那位前负责人最终同意，以个人名义出具一份声明，证实当年提供给“深瞳智药”前身团队的数据，是在符合当时学术伦理规范和研究协议框架下进行的，其“学术纯洁性”毋庸置疑，并对后来实验室的倒闭和可能的产权纠纷表示遗憾，但明确表示实验室倒闭的原因和早期数据本身质量无关。

这份声明，虽然不能完全打消投资方的疑虑，但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来自第三方的背书，将争论焦点从“数据是否合规”，部分转移到了“历史产权遗留问题”，为谈判争取了宝贵的缓冲空间和回旋余地。

当陈先生将这份声明和初步沟通结果汇报给欧阳懿时，已是凌晨三点。欧阳懿盯着那份简短但措辞严谨的英文声明，以及刘朗梳理出的、找到此人的过程摘要，沉默了许久。

他没有问刘朗是怎么找到这个人的，也没有评价这份声明的价值。只是挥了挥手，让陈先生去安排后续的法律应对。

陈先生离开后，欧阳懿独自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窗外是沉睡的城市，零星灯火如同荒野上的孤星。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上，还停留着刘朗提交的分析摘要页面。那些清晰的逻辑链条，对细微线索的捕捉，以及最终找到关键人物的、堪称“侦探”般的操作，绝不是一个普通投资助理，甚至不是一个资深行业研究员该有的能力。

这更像是……某种经过特殊训练的、专门处理“疑难杂症”和“灰色信息”的职业手法。

王成那里，能培养出这样的人？还是说，这个刘朗，根本就不是王成的人？

欧阳懿揉了揉刺痛的太阳xue。疑虑的荆棘丛中，似乎悄然生出了一株异样的植物——一丝极淡的、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兴趣，或者说，是对一种“非常规武器”的评估。

第二天下午，与“信达创投”的又一次关键电话会议前，欧阳懿罕见地主动走出了办公室，来到开放办公区。他径直走到刘朗的工位旁。

刘朗正在核对最后一批演示数据，听到脚步声和骤然降低的周围嘈杂声，立刻站起身：“欧阳先生。”

欧阳懿的目光落在他脸上，依旧是冷的，但少了些以往的居高临下，多了种平静的审视。“一会儿的会议，你也参加。坐后面听，需要数据时，及时提供。”

“是。”刘朗垂眸应下，心脏却重重一跳。这是第一次，他被允许进入如此内核的谈判场合，哪怕只是“坐在后面听”。

会议过程异常激烈。“信达创投”显然有备而来，就历史数据问题步步紧逼。欧阳懿据理力争，语气强硬，但对方不为所动。关键时刻，当对方律师再次质疑数据源头时，欧阳懿冷冷地打断了对方，示意陈先生出示了那份来自欧洲的声明。

声明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对方并未完全退让，转而开始质疑声明人的权威性和动机。

就在双方再度陷入僵持，气氛紧绷时，一直沉默坐在后排记录的刘朗，轻轻将一张提前准备好的、打印着声明人近期在某个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与数据伦理相关评论文章的截屏，以及其目前供职机构的官方简介，推到了坐在他斜前方的陈先生手边。

陈先生会意，立刻接过，以补充数据的形式，展示了声明人目前的学术背景和机构公信力，进一步佐证了其声明的中立性和可靠性。

这个及时的补充，虽然细微，却像一颗恰到好处的砝码，让天平产生了微妙的倾斜。“信达创投”那边的攻势，终于出现了松动。

会议结束后，虽然没有当场拍板，但对方的态度明显缓和，表示需要内部再议，但给出了一个相对积极的信号。

欧阳懿挂断，靠在椅背上，闭目片刻。然后，他睁开眼，目光扫过会议室。陈先生和技术负责人正在低声交流，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

他的视线，最终落在了正在安静整理会议记录、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做的刘朗身上。

“刘朗，”欧阳懿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从明天起，你转到战略分析组，直接向陈明汇报。重点跟进本轮融资的所有后续事项，以及……竞品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