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 4 章 （1/3）

第 4 章

新科状元的荒唐事不出三日就传遍了整个汴京。

辞官。当廷拒衔。然后被塞进了弘文院。三件事一件比一件离谱，拼在一起简直是一场行为艺术。

茶馆说书的已经编出了好几版话本子。有的说他是恃才傲物被天子敲打——这个版本比较体面，适合读书人听；有的说他是得罪了吏部赵侍郎不敢入翰林——这个版本比较阴谋，适合官场老油子听；还有的说他是为了求个清闲差事好继续逛窑子——这个版本比较符合人民群众对索大公子的一贯印象，流传最广，细节最丰富，连他打算在弘文院后院私会哪个馆的倌儿都编得有鼻子有眼。

说来也怪，他当廷辞官这一幕虽然荒唐，汴京人嚼了几天舌根便也习惯了。横竖索大公子荒唐了这些年，多一桩不多，少一桩不少。他就算明天去大街上倒立行走，大家也只会说一句“果然是索鸣”然后继续吃自己的糖炒栗子。倒是他考状元这件事本身，才叫人大跌眼镜——一个在花街柳巷里泡了十年的纨绔子弟，居然真能考中状元，这事儿比说书先生编的所有话本子都离谱。如今状元到手了，他又开始犯浑，反倒让人觉得“果然还是那个扶不上墙的败家子”，日子便又恢复了寻常。

索鸣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准确地说他是真的没听见——因为他压根不去茶馆，也不看坊间的闲话小报。老贾倒是每天买菜时都能听到新鲜段子，回来学给他听，他边吃饼边听，听到精彩处还要点评两句：“这个版本把我写得不够风流，那个版本把赵二写得太聪明，不符合事实。”

他去弘文院上任那天，特意选了一件半新不旧的青衫，腰间系了条素带，发髻用一根竹簪别住——浑身上下没有半点新科状元的排场。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来送快递的。反倒是怀里揣了一册话本子，边走边看，看到有趣的地方还笑出声来，惹得路边卖菜的大婶多看了他两眼，大概以为这是个长相出色但可惜脑子有毛病的书生。

弘文院在皇城东角，紧挨着秘阁，是一座两进的院子。前院是藏修书之所，后院是掌事和几位编纂的办公之处。院子不大，种了几棵歪脖子枣树，树下一口铜缸里养着几尾懒洋洋的锦鲤。与翰林院的飞檐斗拱比起来，这里寒酸得像个被遗忘的角落——翰林院是亲儿子，弘文院大概算个远房侄子，还是那种过年都不一定被想起来发红包的远房侄子。

索鸣跨进院门的时候，一个穿灰衫的小吏正趴在廊下打盹。春日的太阳晒得人昏昏欲睡，那小吏嘴角还挂着一丝可疑的亮光，大约正在梦里吃席。索鸣的脚步声把他惊醒，他揉着眼擡起头来，看见一张陌生的脸，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阁下可是新来的索掌事？”

“正是在下。”索鸣笑眯眯地回了一礼，态度和蔼得像隔壁邻居来串门。

小吏连忙爬起来，一边往里面引路，一边在心里犯嘀咕——这位新来的掌事，怎么看着不像个官？别的官上任都是前呼后拥、袍服鲜明，这位倒好，一个人晃悠着就来了，穿得比他还朴素，怀里还揣着话本子。要不是提前知道新掌事姓索，他还以为这是哪个迷路的书生闯进来找茅厕的。

弘文院只有五个人。两个编纂，两个校书，一个小吏。编制精简到这个程度，在六部衙门里大概能拿个“最省俸禄奖”。最年长的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姓蒙，一辈子没中过举人，靠着一笔好字窝在弘文院里抄书抄了四十年。胡子白得透亮，耳朵比老贾还背，据说跟他说话得用吼的，吼到第三遍他还要反问一句“你说啥”。

索鸣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蒙老先生歪着头听了半天，然后自以为听懂了，大声道：“哦！新来的杂役！去把后院的柴劈了！”

小吏一脸尴尬，连忙凑到他耳边吼了几句：“不是杂役！是新来的掌事！索掌事！索老将军的儿子！”

蒙老先生这才恍然大悟，眯着眼看了索鸣半天，慢吞吞地说：“原来是索家那小子……你爹当年我见过，好人呐。”然后又补了一句：“你长得跟你爹不太像，你爹比你壮。”

索鸣笑容不变，说了声“多谢”，便走向后院自己的公房。他心想这位蒙老先生大概就是弘文院的人情底色了——实诚，耳背，但至少还认得他爹。

公房很小。临窗一张旧书案，案面已经被虫蛀了几个洞，对着窗外那棵歪脖子枣树。推开窗便能看见挂满青枣的枝条探进来，再过几个月大概可以直接在案头摘枣吃，算是这间破屋子唯一的福利。书案上立着一盏油灯，灯油只剩半盏，显然上一任主人走的时候连油都没舍得加满。靠墙的架子上空空如也，灰尘积了厚厚一层，索鸣伸出手指在架子上抹了一下，看着指尖那层灰——这里至少有半年没人来过了，灰尘厚得可以在上面写字。

他把灰尘在衣摆上蹭干净，自言自语道：“挺好。”

这个“挺好”是真心的。半年没人来的地方意味着没人盯着，没人管着，没人会来过问他在翻什么书、查什么档。在翰林院他得天天跟一群老学究互相行礼寒暄，在这里他只需要跟三只麻雀和一缸锦鲤打交道。清静得很。

整个春天，索鸣没有惹事。他居然真的安安静静地在弘文院里坐了下来——每日按时点卯，却不穿官袍，依旧是那件半新不旧的青衫，腰间换了根靛蓝色的带子。卯时的钟一敲，他推开吱呀作响的院门进来；酉时的鼓一响，他便把案上的书一推，施施然走人。五个人谁也没见过他加班，但也从没有人见过他迟到。他每天的作息规律得像一架上了发条的钟，唯一的区别是钟不会边走边看话本子。

蒙老先生观察了他一个月之后下了结论：“这新来的掌事挺闲的。”小吏小声纠正说不是闲，是效率高。蒙老先生没听清，又问了一遍“什么驴踢高”，小吏放弃了。

索鸣在做一件事。

弘文院掌书院修书校书，看上去是个闲职，可它管着天下各路书籍的编校目录。但凡各地有什么新出的文集、方志，甚至是民间私刻的话本，都要送到弘文院备案。这个职能放在别人手里就是盖盖章、登登记、混混日子，但索鸣上任之后，别的不管，专管边关舆志那一架——发黄的舆图、残缺的兵册、半途而废的屯田记、语焉不详的驿路考。这些被前人翻得起了毛的纸片，被他一份一份地从架子上抽出来，挪了个位置，归到自己案头。

这不像在干活，倒像在找什么东西。而且找得很耐心，像是在沙子里淘金，明知金子可能根本不存在，还是一捧一捧地淘。

有时他会对着一页残缺的阵图看很久，久到檐上麻雀叫了三遍也没有翻页，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睁着眼睛睡着了。有时他会起身走到窗边伸个懒腰，目光落在铜缸里的锦鲤上，神情却空空荡荡的，像是望穿了那几尾鱼和半缸浑水，望到了很远的地方。小吏有一次路过窗口看见他这个表情，回去跟蒙老先生说索掌事在发呆，蒙老先生说年轻人发个呆怎么了你不也天天在廊下打盹。

他找了很久，始终没有找到他想找的东西。那东西像是一根掉进沙海里的针，明知它大概在某个方位，但你就是翻不到。

直到谷雨那天。

谷雨，雨生百谷。汴京城里下着蒙蒙的细雨，把满城的柳絮打湿了贴在青石板路上，踩上去软绵绵的不留声响。弘文院那棵歪脖子枣树的新叶被雨水洗得油亮亮的，绿得像是能掐出水来。索鸣一个人在后院的库房里翻检一箱旧档——这箱东西不知是哪年的，积了厚厚一层灰，封条都朽了，一碰就碎。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纸霉味，呛得他打了两个喷嚏。

他的手指突然停住了。

那是一份薄薄的卷宗。纸张已经泛黄发脆，边缘被虫蛀了几个小洞。封面上只有五个字，墨迹褪成了铁锈色。

《大散关屯田记》。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他认得这笔字。十三年了。这笔字他闭着眼都能描出来——每一横每一竖每一撇每一捺，都刻在他脑子里，像一道永远褪不掉的烙印。他闭着眼躺在床上，这笔字会从黑暗里浮起来，让他怎样也睡不着。后来他不躺着了，他喝酒，喝到这笔字模糊了才敢阖眼。可第二天醒来，这笔字还在那里，比宿醉的头疼更顽固。

而现在，这笔字就在他手上。不是梦，不是幻觉，是一份真实的、泛黄的、边缘被虫蛀了几个小洞的卷宗。

他把卷宗抱在怀里，站起来，感到膝骨一阵刺辣。那份薄薄的卷宗抱在怀里却像一方石碑，沉甸甸地压着他的心跳。他没有回后院，也没有翻看——他怕自己一翻开就再也合不上了。他就这么抱着它，穿过回廊，穿过那棵歪脖子枣树，穿过檐下细密的雨帘，一直走到前院廊下。然后靠着廊柱坐下来。

雨还在下。檐水叮叮咚咚地敲在石阶上，偶有几滴溅到他手背上，冰凉冰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