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5章 第335节 （2/4）

当然，只要我们将它当作“被照亮了的”神话，就是说，只要我们始终记住它是一个神话，因此并不将它当作绝对真理，而是当作一个凭着信念而自由地采用的基本假设，我们就能避开因为“生活在神话中”而可能落入的许多陷阱。

康德哲学的一个决定性的意义是，它坚持认为存在着人类必然无法认知的领域，这使得哲学家保持了谦卑。这听起来也许令人惊讶，尤其是那些读过康德的某些著作的人，因为康德对自己取得的成就之伟大肯定不是无所察觉的，他多次骄傲地宣称，他的体系超出了以往所有的哲学家。

在这里我们的要点是：大多数哲学家都诉诸某种玄思的理念，要求获得某种特殊的、普通人无法获得的超验知识，而康德哲学却用假设代替了那些理念。这样一来，当论及一个人对最基本的形而上学的认知能力时，康德将哲学家放在与非哲学家大致相当的位置上。

由于康德表达观点的术语非常复杂，所以康德哲学的这一层含义常常被人忽略，甚至被那些多年研究康德著作的人所忽略。然而，康德自己曾多次清楚地阐述过他的批判体系会“使人感到卑微”的一面。一个最好的例子出现出现按在第一《批判》接近结尾的地方，值得引述：

“然而，人们会说：在[为人们]揭示超出经验限制之外的景观的努力中，这就是纯粹理性取得的一切吗？......普通的知性也一定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而不必求助于哲学家们来商讨这些事情。

在此，我不打算过多地论及哲学以它不辞辛劳的批评为人类理性所做的工作，因为我认为那最终也只是消极的......但我可以马上回答：对于一种关系到每个人的知识，你真的要求它的形式应该超出普通知性的范围，而只能由哲学家来向你揭示吗？你所批评的，恰恰就是对[批判哲学]之正确性的最好肯定。

因为我们已经由此向自己揭示出了在一开始无法预见的东西，即，在毫无区别地关系到每个人的事物上，自然是无愧于心的——她毫不偏袒地分发礼物；而关系到人性的最终本质的最高哲学，不可能超出自然给予那些哪怕是只有最普通的知性的人的指引所能达到的[范围]。”

换而言之，哲学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它允许我们骄傲地宣称自己有高于普通人的认知水平，而在于它向我们展示自己的所有认知的局限，从而使我们谦卑。

遗憾的是，康德之后的许多哲学家都拒绝接受他的体系的这个重要暗示。相反，过去两百多年的形而上学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试图回避这一令人痛苦的暗示（只有做到谦卑，才能成为好的哲学家）的种种努力的历史。

为了逃避这一结论，哲学家们拒绝、压制或是曲解康德在脆弱的平衡中努力保持的基本或某个立足点。在形而上学简述剩下的内容里，我们将简要地看一下四种后康德潮流中的主要人物，这四种潮流是：德国唯心主义（German idealism）、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包括“悲观的/无神论的”形式以及“乐观的/有神论的”形式）、语言分析（linguisticanalysis），以及诠释哲学（hermeneutic philosophy）。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最著名的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是后康德哲学中最早、也是最声名狼藉的试图重获人类对最终实在的认知能力的哲学家。

最初，很多人认为费希特（Johannn Fichte）是注定的康德的继承人，然而，他不久就明显地脱离了康德哲学：他论证说，实际上，是“先验自我”（transcendental ego）从自身中产生了整个自然世界。既然不再有存在于人类心智之外的事物，那么那个成问题的“自在之物”也就可以扔掉了。

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既属于唯心主义哲学家，又属于当时的浪漫主义运动，他对艺术、情感以及个体的多样性的强调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他的著作《先验唯心论体系》（System of Transcendental Idealism），勾勒出于费希特的观点非常相似的立场：自我“设定自身”（即将自己放入客体中），于是创造了外部世界，并把自身设定为认知的任务。这两种观点都拒绝康德十分看重的经验实在主义（empirical realism）。

德国唯心主义在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Hegel）那里达到了顶峰。黑格尔最主要的贡献是将历史带到了形而上学的舞台重要。他论证说，费希特与谢林采用的“三步过程”（它在康德哲学中有着的强壮的根基）建立起了一个确定的逻辑模式，这个模式确切地告诉我们历史是如何发展的。它使我们有可能以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的形式，获得对最终实在的验前认知。

卡尔·马克思被视为这一传统的总结性人物，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而是因为他建立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对黑格尔体系的反动。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要求他接受黑格尔的很多潜在假设，其中包括最基本的神话：“可以通过历史的发展认识最终实在”。另外值得一提之处在于，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更多集中在政治哲学，而不是形而上学。

美国哲学家C·S·皮尔斯（C·S·Peirce）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虽然不是德国唯心主义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发展实用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也受到过黑格尔的影响。实用主义是一种强调常识甚于形而上学理论的哲学方法。他们认为，什么是实在的，更多地取决于找出“在经验世界中能起作用的是什么”，而不是取决于哲学推理。最终实在的论题事实上被忽略了。这样，实用主义不一定是反康德主义的，但它也没有完全采取康德的立场。

黑格尔绝对否定康德主义的限制，在对他的这种哲学观作出反应的另一条道路上产生了存在主义——尽管黑格尔的历史中心神话本身受到存在主义的更加根本性的怀疑。

存在主义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是阿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与索伦·克尔恺郭尔（Soren Kierkegaard），他们分别发展了不同于黑格尔哲学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

叔本华远比黑格尔信守康德哲学，但是他对康德体系进行了修正。他认为，“自在之物”的领域与囊括一切无意识的“意志”（will）是一致的，这种意志关联到的事物远远超出康德论及的道德论题。他相信，意志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带来了无法避免的痛苦（suffering），而且这种痛苦构成了人生的真正意义。

克尔恺郭尔也通过返回康德来抨击黑格尔，然而是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方式：他认为人生的痛苦是指引我们走向上帝的力量，因此我们应该超越痛苦。

这两位先驱先后强烈地影响了两位哲学家，这两位哲学家发展出更为明确的存在主义。费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深受叔本华的黑暗的悲观主义的影响，建立了与康德截然对立的道德哲学，成为盛行于20世纪的大多数无神论存在主义的苗床。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是一位哲学——神学家，他更多地受到克尔恺郭尔的影响，在“乐观”的（即神学肯定的）方向上最充分地发展了存在主义框架。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存在主义相对立的是分析哲学。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这一学派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

该传统中的很多人认为自己是在紧紧跟随康德的足迹，然而，这种声明的基础，是从极端反形而上学的立场对康德进行解释：他们以为，康德摧毁了形而上学，却没有用更好的东西替代它。

所幸的是，越来越多的英美哲学家正在认识到：哲学方法中旧有的“存在主义——分析学派”的两分是不合理的。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往往被认为是一位存在主义者，尽管他本人努力使自己与存在主义运动相分离。这种方法引发了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的发展之一。诠释哲学。伽达默尔（Hans Georg Cadamaer）如何则发展了至今仍然有很大影响的诠释理论。

诠释学的影响仍在不断增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它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它问题上，而不是仅限于形而上学的传统问题。事实上，诠释哲学的最极端的部分引发了一场由雅克·德里达（Jacues Derrida）等哲学家领导的、被称为“解构主义”的运动。德里达认为，不仅是形而上学，哲学本身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最后，对当代形而上学加来说，他们关注的基本难题，在典型情况下，都与“实在”的四个方面之一联系在一起：

一，物理事物的本性以及我们对它们的知觉（如颜色）；

二，心智的本性以及对心理客体的正确识别；

三，空间、时间以及“时——空”中的关系的本质（如因果性，必然性和自由）

四，抽象实体的本质（例如数字、可能世界、上帝）

这些并不是新问题。其中的大部分，我们已经都在对古典形而上学与现代形而上学的讨论中遇见过，尽管有时冠以不同的标题如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如“理念主义——实在主义”之争），人的本性（如“身——心”之争）等等。它们的名称变了，而且当代哲学家处理这类问题的工具也趋向于更复杂，但基本论题并没有改变。

那么，当我们进入新千年之际，哲学之根的未来究竟是什么？在20世纪，被人们当作形而上学的东西，大部分令人遗憾地退化为某种经院哲学（中世纪盛行的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对于学院围墙之外的人而言，形而上学直接意味着“无意义”。

我相信，避免这一结果的唯一退路，就是学习康德在第一《批判》中想要告诉我们的教训。他之所以要发展处至今仍被很多学者视为完备与严密之最的认识论体系，正是为了将形而上学置于“科学的可靠道路上”。

他的意思是：认识到我们对最终实在的无知，是研究形而上学的唯一目的。一旦实现了这个目的，我们就一定要抵制继续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答案的诱惑，否则，我们要么将形而上学这棵树连根拔起（从而杀死这棵树），要么就将自己的头埋在土里（从而扼杀获得更深入的洞识的潜力）。要想获得关于“生命如何才是有意义的”这类问题的“知识”，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答案不在形而上学里，而是位于哲学之树的其它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