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0章 第590节 （1/4）

“他来得毫无声息？”

“确实毫无声息，就像是一个仆人外出回来了似得。”灰狗说，“如果索莱尔还在这地方指引你走过英雄巡旅，我猜你的尸体已经被抛进湖底了。”

“这两人实在是有毛病，”萨塞尔把狗子的脸捧得更近了些，拿拇指在她柔软的脸颊上划着圈，“如果菲尔丝的姐姐能早点带着米拉瓦去卡恩，索莱尔也去乡下找反抗提尔王朝的新统治者，我就不用整天担忧自己的安危了。”

“我更期待你来当统治者。”

“我当不了，小灰。”

她一听见这个称呼就朝他呲牙。“你会当的。如果你还想完成自己的使命，你知道你会需要一个足够高的地位。”

“我不需要什么足够高的地位。在我为了抵达下一个时代可能需要的一切里，地位是最不重要的。”

“只有当统治者你才不会受人限制，眼睁睁看着机会和自己擦身而过。这话是你当年跟我说的。”

萨塞尔摇摇头，他捧起狗子的脸，然后凑上自己的唇，压住了她的。开始小心地触碰着，然后轻轻地吮，继而抿住她口中那条又黏又滑的小蛇，一点点品尝。

“你宁可沉溺在一个没有灵魂的虚假的血肉中？”她又问道。

“我只是和她互相抚慰而已。”萨塞尔咬在狗子的耳垂上，听见她为这发痒的感受咯咯直笑。“还是说你也想试试被她舔舐的感受？要不要和我打个赌，就赌你会不会满脸发红地求饶，怎样？”

“我对这种技艺没有丝毫兴致。若你当年没有和我那些同族沉浸在荒谬的纠缠中，也许你不至于输得那么惨。”

“我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没有因果联系，”萨塞尔轻咬着狗子的脖颈，牙齿顺着她的咽喉一点点下落，“只是你沉浸在自己野蛮血腥的精神世界里无法自拔，厌弃抚养你的人居然在战时享乐。”

“你应该去宴会那边观察米拉瓦和他的亲信。”

“我不知道你这么忧虑我们的未来。”

“我只是想杀了那个害我又一次失败的恋母白痴。” “比起近代化而言，19世纪奥斯曼帝国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文明体面地缩小为一个19世纪式的民族国家。”

提到奥斯曼帝国，大都想到土耳其。的确，这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六百年帝国曾使用土耳其语，首都君士坦丁堡也是土耳其旅游胜地伊斯坦布尔，帝国“龙兴之地”比雷塞克虽然不是什么大城市，但也在现代土耳其境内，帝国历代君主——苏丹也是塞尔柱突厥族裔，也正因如此，帝国一度被称为“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但从国家建构来看，或许现代土耳其继承了一定奥斯曼帝国的制度与传统，但其根源却是“国父”凯末尔将军缔造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奥斯曼帝国既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不是符合西欧封建法的王国、公国，甚至也与更东方的蒙古式大汗国有所不同，这个国家的统治实态可能现代人完全无法想象的。

正因如此，奥斯曼帝国长期被西欧看作“迷人的异类”，甚至青年拿破仑都曾考虑去奥斯曼帝国发展，只因路费太贵而作罢。但当时间进入20世纪后半叶，便捷的交通工具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也就有更多西欧人关注这个数百年前给自己带来众多麻烦的敌手——英国贵族帕特里克·贝尔福便是其中一员，他通俗易懂的《奥斯曼帝国六百年》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成为读者了解与体悟这个庞大文明的必须书目。

浪漫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开明”与“专——制”

在贝尔福笔下，早期的奥斯曼帝国拥有中世纪西欧难以想象的和平，这份和平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被史学家称为“奥斯曼式和平”（借自中世纪名句“罗马式和平”）；之所以有着“奥斯曼式和平”，则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显现着难以匹敌的“制度优势”：比如其宽松的宗教与民族制度。

在西班牙强制境内穆斯林接受基督教洗礼的15-16世纪，奥斯曼帝国却完全不强迫帝国“异教徒”改宗，甚至为东正教、天主教信徒聚集区设立“米利特”（millet，意指非伊斯兰教的宗教场所），让他们以“齐米”（Dhimmi，“受保护者”）的身份延续信仰。20世纪纳粹德国残杀了600万犹太人，16世纪奥斯曼帝国却可以任命犹太人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为纳克索斯“州长”（桑贾克贝伊）、19世纪可以任命普鲁士军官老毛奇为军事顾问，甚至于帝国历史上多达292位的“大维齐尔”（帝国宰相）之中只有134人是可以确定的突厥族裔，剩下一半以上的席位包括了波斯尼亚人、高加索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等等。

例子还可以继续延展下去，但需要注意，这种对奥斯曼帝国“开明”描述的本质，凸显了二战后自由主义者对于“多元化国家”的向往：“欧洲中心论”者曾把奥斯曼帝国描述为“野蛮人”，结果最终发现，自称“文明”的英法等国却在中世纪还比不上“野蛮人”，纳粹德国甚至迫害了奥斯曼帝国给予过高度自由的犹太人群体，因而基督教世界必须反思过去上千年宗教与民族冲突——这种反思对于现代世界当然具有进步意义，但在很大程度上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历史被做了“浪漫化”处理，这就使得后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符合现代价值观的“开明”多元化帝国竟然会灭亡？

某种程度来说，奥斯曼帝国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整套文明。如果类比西欧，那么土耳其只是英国、法国的量级，但奥斯曼帝国的量级却是整个基督教世界。所以从出发点上，奥斯曼帝国的施政方针就与西欧列国截然不同。

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对所有宗教、民族一视同仁，甚至“不拘一格降人才”，本质上是因为帝国肇建者并不是一个成熟文明的缔造者，而是一群“外来者”。作为塞尔柱帝国下辖的一个游牧族群，初建时期他们并没有行政统治职能，而是以军事首领管辖日常生活，乃至于日后奥斯曼帝国的行政长官都依然以军事长官“贝拉贝伊”相称。

既然以强调效率与能力的军事制度起家，那么民族属性、宗教传统这些“软实力”都不是第一优先顺位，广纳贤才、求同存异自然是上佳选择。如果囿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路，那么奥斯曼帝国凭借自身实力恐怕难以培养如此多的科学家、艺术家、熟练技工乃至各类文职官僚。

军事制度的管理惯性不仅会带来高效与开明，也同样会带来苛刻的纪律与等级制度。再怎么赞颂早期的奥斯曼帝国，也不得不承认，即便是位极人臣的“大维齐尔”与“维齐尔”（高级议政官）也只是苏丹的奴仆。最典型的莫过于“冷酷者”塞利姆一世，他在仅仅8年的统治生涯中就杀掉了7名维齐尔级官员，据说当时最流行的一句诅咒语就是“愿你成为塞利姆的维齐尔”。

换言之，奥斯曼帝国的开明与专制是一对基于实用主义而产生的“一体两面”，脱离任何一面谈另一面都没有意义。实用主义为帝国开疆拓土打下了坚实基础，毕竟帝国苏丹可以同时“兼任”阿拉伯世界的哈里发、罗马帝国凯撒（继承拜占庭帝国）、游牧民族大汗等头衔，这种意识形态的高度兼容性让他们在16世纪的成就远远超过西欧国家，成为欧亚大陆不可忽视的一极。

辉煌帝国：成长于“漫长的16世纪”

在论述资本主义发展时，历史学界存在“漫长的16世纪”与“漫长的19世纪”这一对有趣概念：“漫长的16世纪”对应于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与东方明代中国的繁荣，着重描述一个打破地理隔阂的世界经济体系如何形成；“漫长的19世纪”则是讲述工业革命如何催生出更为高效的资本主义模式，又如何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开发殖民地、掠取人力与原材料资源，最终打造出一套至今通行的“资本主义体系”。

当然，这一对概念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对比西欧与中国，解答为什么中国没能出现工业革命的“李约瑟难题”。

但有趣的是，布罗代尔提出的“漫长的16世纪”（1350-1650）不仅是东西方的变革时代，同时也对应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从1354年占领拜占庭帝国港口加里波利算起，到1683年苏莱曼一世兵败维也纳为止，奥斯曼帝国在前三百年时间里一直处于扩张状态，那么丝绸之路的陆海转运关键地段——东地中海与小亚细亚就掌握在“野蛮人”手中，欧亚大陆东西贸易就需要缴纳更高赋税，迫使西欧人改弦更张。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1453年）之后四十多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就率舰队从欧洲抵达印度（1498年）。

靠着航海大发现，西欧社会发展出一整套适应远洋航海的体系：银行、保险、股票、会计制度、公司制度，但在萌芽阶段，这些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制度并不高效，甚至由于法律体系不健全、领地不连贯而问题频出。

相比之下，以苏丹为政教合一的统治者，以权力强行推开所有封建领主、打通境内商路的奥斯曼帝国却更有效率。

在小亚细亚，奥斯曼帝国从塞尔柱突厥人那里继承并重塑商队网络，帝国简明有效的征税体系确保运送人和车队可以安全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