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0章 第590节 （2/4）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这个商队服务网络延伸到巴尔干半岛，为商人与其牲畜提供安全住所；奥斯曼帝国境内仍然存在大量游牧民，他们不会像西欧农民一样被封建主绑定在土地上，反而是能够沿着动物迁徙路线而挪动位置，让农业品的交换与自身更换居住地的过程结合在一起。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每年夏秋之交，巴尔干半岛的牧民都会前往小亚细亚乃至阿拉伯半岛销售自己的羊毛布。

论及奥斯曼帝国的兴盛，贝尔福以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前十几任苏丹的雄才伟略与宽宏大量。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帝国广袤的土地、便捷的交通让拥有不同人群互相融通，那么这些人自然不会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情感与民族观念：不少基督徒为了娶四个妻子而改信伊斯兰教，刚刚皈依的穆斯林依然诵读《福音书》，大家更习惯的身份不是某教徒或某民族成员，而是“帝国臣民”——那么苏丹越是宽宏大量，就越容易把不同来源的人们塑造成帝国前进的柱石，也就更容易有“雄才伟略”。

换言之，与其说是君主英明让帝国兴盛，不如说是帝国兴盛才能让君主英明。

激烈转型：折戟于漫长的19世纪

某种意义上，让奥斯曼帝国辉煌于“漫长的16世纪”的所有制度优势，到了“漫长的19世纪”却变成让帝国分崩离析的罪魁祸首。

经过“漫长的16世纪”长达三百年的发展，西欧经济模式在全世界殖民地建立起统一的法律体系与贸易模式，以更高效的手段将殖民地的原材料、人口融入到新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为本土消费市场提供产品。那么相比之下，奥斯曼帝国基于农业构建的传统贸易模式则低效很多，帝国衰落便不可避免。

从贝尔福的描述上看，苏莱曼一世以后的25任苏丹都多少存在疏忽与错误，但从“漫长的16世纪”之中脱颖而出的西欧已经定义了全球最高效的生产与贸易模式，逐步诱使奥斯曼帝国的边陲抛弃传统的帝国经济模式、甚至抛弃奥斯曼帝国这层外衣，那么苏丹也只能凭借自身拥有的法理大权来维持帝国统一。

甫一进入19世纪，帝国边陲的希腊就开始了独立之途。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希腊与其他地区一样，并没有被强制转宗为伊斯兰教，而是由君士坦丁堡大牧首与希腊东正教会管辖，诸如雅典之类的大城市甚至有自治市政府。

但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希腊商人凭借地理优势主宰了连通东、西地中海乃至小亚细亚的海商路，在整个地中海、巴尔干半岛乃至伦敦、巴黎等大城市都建立了希腊人社区，催生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最终经过十多年战争与列强调停年《伦敦条约》正式宣告民族国家希腊诞生。

希腊独立只是序幕。19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奥斯曼帝国接连丢失波斯尼亚（给奥匈帝国）、埃及（给英国），允许塞尔维亚、黑山、罗马尼亚独立，给予亚美尼亚、保加利亚等地区以高度自治权。

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诞生过程都与希腊类似，均得益于奥斯曼帝国宽松的民族与宗教氛围；但这些民族主义却让帝国屡遭败绩，让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一次次政治改革总是缺乏政绩佐证、尚未全面展开就被下一次更激烈的改革所代替，这就让帝国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在“漫长的19世纪”，帝国改革经历了几个关键节点。

首先是1828年马哈茂德二世的世俗化改革，他大规模改革中世纪性质的官僚体系，邀请普鲁士军官老毛奇作为军事顾问，仿照西欧方式重组政府与军队；接着是1839年启动的“坦志麦特”（意为“重组”）改革，试图废除旧有的“米利特”制度，让帝国居民全部纳入帝国政府的直接统治，建立更为强效的中央集权的制度；1865年，数位知识分子组成“青年奥斯曼”，要求以全体帝国居民为基础实行“奥斯曼主义”，无论民族与信仰出身，全体国民需要受到相同对待，针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必须改为对全部居民的平等征税；1876年，“青年奥斯曼”团体发动政变，他们不仅更换苏丹，还第一次尝试以“奥斯曼主义”为目标建立宪——法制度。

从这个过程可见，比起近代化而言，19世纪奥斯曼帝国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从一个文明体面地缩小为一个19世纪式的民族国家。

作为文明，奥斯曼帝国可以没有主体民族与意识形态，甚至不需要明确的发展目标，只需要在苏丹的领导下延续文明即可；但作为民族国家，就必须以主体民族的利益为重，推导出一个适应国家生产与消费的发展目标，创造一整套符合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

“奥斯曼主义”试图以最低成本把曾经的文明缩小为国家，并继续实行他们引以为豪的多元化国家传统。但问题在于，民族独立大旗下，帝国各边陲民族都想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如果奥斯曼帝国仍是一个“文明”，或许“奥斯曼主义”还能实现，但如今“自降”为国家，那么越是增强民族与信仰的多元化，帝国就越会遇到强烈的内部倾轧。

讽刺的是，西欧中世纪的民族迫害与宗教战争固然残暴惨烈，却大体在国内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民族与宗教认同，不须过多调试便可直接进入19世纪民族国家的范畴；而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就是一盘散沙，反而在进入“近代化”的关键时刻分崩离析，难以在“近代化”与“多元化”之间找到平衡点。

最终年宪——法仅仅实行两年就遭到废除，帝国也重新回到苏丹独掌大权的时代。于是在下一代革命家里，处于“文明”层次的“奥斯曼主义”不再受到青睐，“青年奥斯曼”也被“国家”层次的“青年土耳其党”所取代。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成功革命并重启宪——法，他们虽然还在喊“奥斯曼化”的口号，但这种“奥斯曼化”便是把帝国境内所有异教徒“土耳其化”。

随着边陲民族主义的兴起，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也新兴“土耳其”这个概念。在帝国肇建时期，突厥、土耳其乃至土库曼这些概念都很难分清，但随着欧洲突厥史学的发展，“土耳其”这个小亚细亚民族概念也流传开来。借用这一理念，基于民族概念重构的奥斯曼帝国也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稳定与发展。

麻烦在于，“土耳其”理念让奥斯曼帝国三百年来稳定的核心区域——阿拉伯世界非常不满。借由帝国苏丹出任哈里发这一中和方案，两者本来已经完美融合，但“土耳其”概念却让阿拉伯世界回想起自己是被“突厥人”征服的民族，那么帝国核心区域就面临崩溃危险。

随着一战爆发，奥斯曼帝国无暇南顾，阿拉伯人便在1916年掀起声势浩大的独立运动，得到协约国阵营的大力支持，这也为阿拉伯世界至今未毕的乱局埋下了伏笔。一战结束后，伴随着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理念，这个延续六百年的辉煌帝国也在1922年被彻底肢解，对于新生土耳其的苛刻定位还催生了土耳其独立战争——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

萨塞尔从他和菲尔丝最初来的路上翻下窗户，穿过湖泊，走到一条小径上。路有些破旧曲折，沿着湖泊往西岸延伸出去，沿途可以看到古人遗留的里程碑，有些还屹立着，更多的已经倒在草丛里，饱经风蚀日晒。湖泊环绕的岛屿就在不远处，若无铭刻着巫术的船只，大抵上只能走正门的大桥。从小路张望，可见几道白烟分布在城堡前方，想必就是忆者的家族迎接宾客的圣火。今夜似乎是米拉瓦给提尔王朝定下的迎春节日，人们都聚集在城堡外来来往往，还戴着古怪的动物面具。

他其实不想参与这事，但灰狗对此耿耿于怀，自己总不能拒绝得太断然。

湖泊月光闪烁，狗子正在城堡的房间里顶替冒充自己的身份，一旁的灰狗对城堡那边虎视眈眈，萨塞尔则张望着宾客往来的大道，思考找谁借来身份和面具才容易进场。过了一会儿，他移开目光，在长草和树木阴影下继续前行。

和建筑者曾经落脚的塔楼相似，路旁有很多小屋提供给特殊的客人。屋里都存放着干柴和引火物，铺着简易的垫子，倘若岸上有人需要，——无论是祈求治病还是托付遗孤，——都可以用这些东西点火，召唤城堡里的巫师。看来卡文迪许家仆人们的先祖很多都是由此而来。

他绕了段路避开接近大桥拱门的大道，沿着小径和陡峭的山坡抵达更远的道路。不远方又是一座巨型拱门，一旁还有背着财物和盔甲的驮马在地上咀嚼青草。说实在的，当初菲尔丝带他从相反的方向进入城堡，所见所闻只有荒山、森林和激流，如今走在正道实在是种新奇的体验。萨塞尔仔细端详陈列在大道中央的石头拱门，发觉似乎是最近竣工不久，想来就是米拉瓦下令修建的纪念碑。

“令人厌恶。”灰狗评价说，“等到了下一个时代，我要在拱门上面刻满米拉瓦失败的事迹和他犯下的一切过错，免得后世又有附庸风雅的贵族和无知的吟游诗人在那儿肆意涂抹历史。”

“何必这么耿耿于怀？你莫非还没有长大吗？”萨塞尔想抓她一把毛茸茸的耳朵，但他俩站一起时他只能碰得到灰狗的肩膀，不由得惺惺放弃。

从山坡俯瞰，拱门顶部刻满浮雕，两侧檐壁上也有很多，无须走进细看就能猜出雕刻家雕了些什么东西，歌颂了什么故事。战争期间萨塞尔在贝尔纳奇斯见过很多纪念拱门，这些巨大的建筑物常用于诉说历史，佐证和美化建造者的行径，有些也会描述某个时代里各种井然有序的社会活动和祭祀仪式。个中内容五花八门，实际大多都是在宣泄主宰的欲望，纪念征服疆土后建立的功业。

过去，萨塞尔大多在战场外的废墟和难民队伍里徘徊，而阴影神殿的萨塞尔每一年都在经历战场本身，有时候是为了帝国，有时候是接受信徒的祈求。他经历着战后燃烧的残骸和废墟，而另一个他经历着战场中的屠戮，他经历着贫苦麻木的底层人群，而另一个他经历着神殿和王宫的勾心斗角。有时候两种迥然相异的经历混杂在一起，实在使人错乱。

还记得有次冬季，他结满冰霜的苍白峡谷冒着冰雪刺杀一队巫师，而他同时也在这峡谷被巫师们摧毁的村落废墟中翻动地上的尸体。随后的春天，他参与朝臣们悼念战死将军的仪式，而他在刚被征收过苛刻的税后自杀的一家人的屋子里过夜。战争的内外总是充满了差距，一边是荣誉、信义和勇敢，一边是麻木、流亡和饥饿。

拱门伫立眼前，作为阴影神殿的刺客，萨塞尔对其中蕴涵的艺术表达颇为欣赏，不过作为一个四处流浪的小白痴，他只能想到这玩意被烧尽后燃烧的残骸。似乎朝代的更替常常伴随着过往建筑的毁灭。当你击败了敌人，当你征服了他们、占有了他们之后，你自然不能容许他们仍怀念着过去。

记忆中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傲慢的，而古老的废墟又总是在今朝的宫殿旁黯然失色，似乎大兴土木总是比其他事情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