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9章 第649节 （2/3）

—个是政治局的变动。

原政治局委员张文天和康盛，在这一次会议上失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两个人只保留了中央委员。这一点党内早就有共识

本来七届三中会议的时候

两个人就要离开政治局。只不过七届三中会议主要议题是削弱地方势力，因此政治局这边没有大动干戈。

一年之后的七届四中会议，就没有了这方面的顾虑。

张文天是书生，主席都说他是"开明君主”。可以说遵义会议前前后后，一直到长征结束，在延安确立主席在党内地位的过程当中，张文天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的。

但张文天身上的留苏派痕迹太浓。

不仅仅是张文天一个人，包括目前担任驻苏联大使的王家祥也是如此。他们虽然在长征，在党的转折时期贡献很大，但党内很多干部并不认为他们能够占据党丙高位。或者说很多党丙实万派干部，其实对于他们是不服气的。

因为党内很多实力派，他们可是靠着政绩，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了高位。可是留苏派那些人都是书生，很多并没有做过一线工作。结果因为去苏联转了一圈，一个个空降中央担任高位。而且他们空降中央的时候，年级都非常小。

这是很多干部都不服气的。

加上留苏派在中央苏区霍霍太厉害，延安整风之后很多干部本能的不喜欢这些留苏派中央干部。王铭、博谷、张文天、王家祥几个人留苏派印迹太深，七大上要不是主席支持，他们都会很困难。除了张文天之外，其他几个人甚至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拿不到。

张文天并不是一个野心很大的干部，书生意气多于政治野心。因此他很平静的接受了这个结果。至于康盛，延安整风得罪人太多。

延安整风是修养同志主要负责，下面的干将是康盛、彭珍、高刚几个人。结果其他人都没事，而且政治上还加分，在党内一直是步步高升。只有康盛一个人在延安整风之后就一直走下坡路。可以知道康盛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是多么的遭人恨。

这几年他虽然是政治局委员，山东分局书记，但几乎是淡出了政坛。一直是以养病为名，不怎么参加工作。就连山东分局的工作。目前都是向明代理书记处理日常工作。康盛在党丙资历很深，人也聪明，知道现在自己党内处境并不好，不能随便出头。所以也是干净利落的接受这个结果。

张文天和康盛退出政治局之后，魏红军和邓希贤两个人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依次替补，加入了政治局。魏红军和邓希贤是七大之后，首批进入政治局的干部。

很受瞩目。

从年龄来说，两个人在中央也是年轻干部。魏红军再有几个月就是35岁，邓希贤再有几个月是46岁。目前政治局委员总共才14个人，魏红军和邓希贤就在这14人当中。

这是无可置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而且魏红军和邓希贤都是有根基的干部，手底下都有基本盘。两个人进入政治局，对于整个政坛都是大事情。第二:党内团结问题。

这一年下来党内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严重的就是党内斗争愈发激烈。不仅仅是中央内部，也包括地方干部之间。新中国成立，领导之间对于发展思路有分歧，还有很多山头和千部都想要“排排坐分果果"，结果出现不少斗争。

此次谈党内团结问题，就是为了解决这些事情。

主席、修养同志都几次强调党内团结。

表示党内有分歧很正常，但需要通过正规的党内讨论解决问题。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那就是"分离主义"比较严重。因此这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提议。

那就是政务院以及下面各个委员会的会议报告，必须要交给书记处。重要的会议，重要的政策公布，必须要经过中央委员会审核才能够公布。那些重要政策，淡不允许私自下发通知。

不仅仅政务院是如此，军委、党委各部门都是一样。重要政策必须要经过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审核。

这是中央在七届三中会议点名批评"地方主义"，然后处理一些"地方主义"典型干部之后，再一次对于党内“分离主义"进行的措施。而党内“分离主义"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政务院这边。

政务院有不少干部想搞"党政分离”。自从总理检讨之后，政务院"党政分离"的大旗是董启武扛起。结果这一次会议，对于这种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会议上对于政务院党组进行重组。

总理担任政务院党组书记，陈运担任党组第一副书记，聂帅担任党组第二副书记，魏红军担任党组第三副书记，邓希贤担任党组第四副书记，李富春担任党组第五副书记。

原政务院党组第三副书记董毕五，只是担任政务院党组委员。

这份决议对于中央内部党政分离""的思潮打击很大。不过董启武和张文天、康盛不一样，虽然是受到了批评，但董启武资历深、地位高。虽然因为党内“分离主义"受到批评，但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第三是关于整顿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的提案。

经过一年的"三反运动"，发现了党员干部一大堆的问题。其实中央对于党员干部贪污受贿虽然比较惊讶，但还是能够接受。中央目前最关注的是，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所以这一年来总司令、聂帅、董毕五他们一直在联合制定一份"党员守则"”，就是党员平时要遵守的东西。

以前都是理论方面的。

但这一次是真正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