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第96节 （1/4）
这些日子里被战争和国事搞得焦头烂额的袁世凯忍不住就问道：“嘴仗？他们和谁打嘴仗？”
阮忠枢道：“和梁启超的政闻社、孙文的同盟会啊。梁把《新民丛报》搬到了天津，同盟会在上海租界办了《民报》。
梁说：劳工党和同盟会主张的土地国有化就意味着强夺富民财产；同盟会说：他们主张对土地制度的改革，对富民有益无害；劳工党说：消灭地主阶级是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梁又说：今日欲救中国，惟有昌国家主义，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屈于国家主义之下；同盟会对社会改良主义或社会革命主义的问题进行回避，不作正面回答；劳工党则说：先搞清楚这个国家归谁所有，地主阶级的国家就该地主阶级自己去爱，劳动阶级无需去爱地主阶级的国家…”
阮忠枢说的津津有味，袁世凯则听的一片茫然，于是便打断了他问道：“那么我们北洋说了啥？”
阮忠枢：“…”
第338章 思想之争
虽然和梁启超有着师生之谊，但是以田均一为代表的学生们自从组建了劳工党之后，在思想上就同这位老师越走越远了。
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梁启超始终停留在原地不肯继续向前，而田均一等学生们却已经义无反顾的走上了革命之路。而这一切的起因就在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梁原本是有机会主动带着这帮年轻人走向革命道路的，但是康有为的顽固保守和梁启超软弱，最终就是让双方分道扬镳了。
在沙俄的入侵下，朝廷迫不得已颁发了大赦，以召开国会挽回人心，对于康梁的保皇会来说自然是一个好消息。不过慈禧不愿意赦免康有为，使得保皇会内部发生了分裂，康有为认为大家要共同进退，所以不能接受朝廷这种区别对待的赦免令，但其他人认为应当先回国参加国会参与立宪，只要立了宪法就可以赦免康有为了。
康有为当然不同意这种把自己撇在一旁的主张，要是等立宪会开完自己再回去，那么他这些年在外不是白白流浪受罪了么。因此康有为以保皇大义责备众人，主张朝廷不还政于光绪就不接受赦免令，试图以此阻止众人和朝廷妥协的想法。
但今非昔比，当初被朝廷视为生死大敌的维新派在武汉劳工党面前已经成为了无足轻重之辈，哪怕是那些主张立宪的地方开明士绅，现在都不肯搭理保皇会了。因为康有为打着解救光绪的名义募捐，结果却把钱花在了自己身上，这件事被革命党给捅了出去，因此保皇会的声誉大坏。
革命党之所以要借此事攻击保皇会，是因为双方要争取的群体有着很大的重合，大家都需要海外的华侨捐款维持活动，也需要国内的有产阶级的响应以维持自己的政治声望，而保皇会先天就比革命党容易得到海外华侨和国内有产者的支持，因为保皇会不主张暴力革命，只是要求改良，自然更得有产者的青睐。
比如，康有为在海外打着光绪衣带诏的名义四处向华侨募捐时，那些有钱人都是相当慷慨的。但是孙文这样的革命党向华侨募捐，则几乎只有那些华侨中的底层在支持。但诡异的是，拿着海外华侨底层捐款的革命党，却口口声声要捍卫有产者的权利。
正因为双方之间的冲突直接涉及到了自身的生存，所以革命党和保皇会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特别是在革命党联合组织了同盟会之后，双方的斗争就出现了逆转。
因联合起来的同盟会本质上也是各省进步知识分子之联合，而保皇会只是一群落魄的改良主义者和失败的政客的集合体，后者除了支持光绪亲政外几乎没有任何新的理论发展，但是在庚子国耻之后，国内的士绅们都认为改良已经没法挽救大清了，哪怕让光绪亲政也是一样。
这样的局势下，革命和立宪就压倒了改良主义，成为了国内知识分子的主流认知，而立宪其实就是不流血的革命，和改良主义关系不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者还不能算是同盟会，而是建立了武汉政权的劳工党，但是劳工党不用向海外华侨募捐，也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土地改革，使得劳工党和有产阶级之间有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此一来，反倒是同盟会和保皇会之间为了争夺有产者和华侨的支持，没法缓和双方的关系了。
朝廷开放党禁，连孙文这样的革命党都赦免了，孙文领导的同盟会自然就立刻返回国内宣传起三民主义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了。慈禧颁发了回銮新政的谕令后，受到打击最大的其实就是他们这些革命党，因为有产者支持革命，要么是认同了革命理念，要么就是被反动派逼的无路可走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不仅打破了许多改良主义者的幻梦，更是激起了民族主义的愤怒，因此庚子国耻后有着大批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革命，认为不打倒满人的政权，中国就不可能有什么未来。但是回銮新政的颁发，又让清政府拉回了不少人，而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建立则又把革命中的激进主义者给吸引过去了。
所以在俄国向中国正式宣战之前，革命党和保皇会的日子一样难熬，正是熬不下去了，大家才会报团取暖成立了同盟会。老实说，但凡还觉得自己的组织是有前途的，也不可能和其他理念不同的组织合并在一起么。
因此，孙文得知朝廷开放党禁后，便立刻派人在上海、广州建立了同盟会的宣传机构，试图扩大同盟会的影响力，以赢得国内民众的支持。不过同盟会的行为首先让保皇会感到了不满，要是让同盟会把国内的有产者拉拢过去了，保皇会还怎么生存下去？
因此梁启超在一部分人的支持下建立了政闻社，并以此展开了对于同盟会的攻击，不过梁启超攻击的主要还是孙文的三民主义，因为同盟会内部的其他主张仅仅只有一个主张，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的内容，自然也就没什么可拨的，倒是三民主义虽然到处都是自相矛盾的言论，但至少还是一套真正的理论。
梁启超是维新派的真正灵魂人物，虽然保皇会是康有为领导的，但是保皇会的一些主要施政理念都来自于梁启超，而作为公车上书的领导者之一，他在国内外的名声此时还是压倒了孙文的。他对于三民主义的攻击，实际上反而宣传了三民主义，让那些原本对三民主义一无所知的人群从他笔下了解了三民主义。
而在同盟会这边，虽然梁启超的文章让孙文这一系的人感到了焦头烂额，他们不得不对梁启超攻击的革命理念进行澄清，但这也不是没有好处的。
一个是三民主义在外人眼中成为了同盟会的主义，于是孙文也就真正成为了同盟会的领袖；另一个则是，在澄清三民主义的矛盾之处时，以朱执信和胡汉民为首的孙文追随者对三民主义打了补丁，使之渐渐成熟了起来。
1905年7月到1906年2月，这场改良主义对革命主义的论战最终奠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也形成了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在理念上的三足鼎立。朝廷也好、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也好，各地的立宪派也好，都没能在这场论战中有插嘴的余地。
三方中最稳固的还是劳工党，此前劳工党已经提出各种有利于劳工阶层的政治理念，通过这场论战，劳工党进一步确立了自己是劳工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地位。虽然这让不少对劳工党有所期待的有产者和知识分子感到了失望，但却稳定了劳工党内部的思想。
随着武汉工农兵委员会的建立，加上沙俄入侵给武汉创造出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时间，北洋新军被沙俄牵制不能南下，其他各省压根就没能力对付武汉这个强大的军政集团，这可不是一群拿着农具造反的农民，而是一个有能力用机枪大炮武装自己的工农集团，各省拿着刀枪或落后火药武器的巡防营压根没法和武汉的工农红军对抗，就连列强不也是默认了武汉对长江中上游航道的控制权了么。
因此武汉虽然名义上大肆扩军，从兵变前的一师一旅，到了1905年11月已经扩建了9个师约9.6万人。但相对于武汉现在所控制的湖北、湖南、川南、豫西、赣西等地的人口和面积而言，工农红军的扩张其实是相当温和的，劳工党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经济建设上。
汉口-汉阳地区在建成了一座铁路桥和公路桥后已经开始在建第三座桥梁，两地之间设立了完善的公交系统，之前在汉口少量主干道运营的有轨电车已经通到了汉阳地区。而这一地区的城市人口也突破了150万，汉口的工商业和汉阳的重化工工厂就和春天里的春笋一样，一天一个样。
1901年之前，湖广地区的粮食加工率约为5%，但是到了1905年11月，这个比例已经提升到了37%。过去武汉很少进口热带作物，向海外出口工业品的金额几乎是零。
但是到了1905年11月，大量的椰干被运到了武汉，在这里榨油制作成肥皂后向南洋及太平洋诸岛出口。其中来自德国太平洋殖民地的椰干占据了80%，过去德国人都是把这些椰干运回国去进行加工，但是现在德国人发觉把椰干运到中国加工，然后把肥皂就地销售其实更方便。
瑙鲁以及附近的另外两个磷酸盐岛，虽然有着丰富的磷酸盐，但是在上面开采规模最大的公司其实是英国人阿尔伯特·埃利斯，因为英国人可以就近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地出口，而德国则需要运回欧洲才能变现，因此反而不能对这些资源加以充分的利用。
但是现在么，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需要大量的化肥，而又有着廉价劳动力可以输出。于是向中国出口磷酸盐，雇佣中国劳工开发太平洋殖民地就成了很好的生意。在这样的充分合作下，德属太平洋殖民地的各类资源都被开发了出来，而武汉也就成为了一些初级工业品的出口地。
由于经济发展的太好，不少劳工党成员已经开始从革命思想转向了建设思想。有的人甚至认为，为了加快建设，应当压制工人的消费提高工厂的积累。这种思想至少还有着先建设后分配成果的内容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