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第109节 （3/4）

在日本海军舰队挫败了俄旅顺舰队之后，日本海军便控制了黄海的制海权，但日本海军并没有消灭俄远东海军的主力。随着彼得堡下令让马卡洛夫中将取代了斯达尔克成为太平洋舰队的司令官后，这位中将人还没有抵达旅顺，就已经向海参崴分舰队下达命令，要求其对日本列岛进行攻击作战了。

海参崴分舰队在耶森少将的指挥下对日本近海发起了一场破交战，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恐慌，而俄国舰队的活跃，也使得日本海军不得不想办法对旅顺口进行闭塞作战。

马卡洛夫到任后不仅激起了俄海军的士气，他对于俄太平洋舰队的一些措施，也极大的增强了俄舰的出击能力，比如他下令旅顺港内大型军舰的行动完全由拖船来完成，之后军舰再依靠自身的动力开出港埠，于是舰队从内港到外港的作业从12小时减少到了不足3小时。

马卡洛夫对于俄太平洋舰队采取的一切变革都是为了一件事，有利于俄舰出击。在他看来，只有活跃在海上的军舰才是有价值的，龟缩在港内的军舰是没有力量的。因此看守旅顺口的日本军舰很快就感受到了俄国海军的变化，那种强烈的进取心，使得东乡平八郎不得不考虑对旅顺口进行闭塞作业了。

不过马卡洛夫的运气真的不能算好，8月18日傍晚，俄旅顺舰队派出了驱逐舰中队在外海布雷，此时日本的驱逐舰也在旅顺外海巡游，一艘俄驱逐舰在夜晚迷失了方向，进入到了日本驱逐舰的编队内，天亮时日本人发现了它并击沉了它。

不过俄旅顺海军并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在天亮时派出了两艘巡洋舰来搜索这艘迷失了的俄舰，在他们找到了俄舰沉没的地方开始打捞幸存的水兵时，日舰浅间号等4艘巡洋舰出现了，开始围攻救援水兵的俄舰，于是俄舰寻求支援，接着马卡洛夫乘坐旗舰带着主力舰出击，试图就此消灭一两艘日舰。

只是在追击中马卡洛夫很快就看到了远处日本联合舰队的大批军舰的身影，他立刻明白了过来，这就是东乡设置的陷阱，试图把他们引诱出港决战，因此他下令返航，东乡率领联合舰队展开了追击。

在这场追逐战中，俄舰队误入了日本布置的水雷区，马卡洛夫乘坐的旗舰撞到了至少一枚水雷，于是新上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就此沉没在了黄海。随着马卡洛夫的死亡，俄旅顺海军再一次沉寂了下去。

第387章 北洋和武汉

庚子国难对于北京居民来说确实是大不幸，但是这场劫难却也清除了北京城内的一部分顽固派分子，这些顽固派分子正是反对戊戌新政的主要骨干，他们抱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思想阻止了一场从内部变革大清的运动，但却阻止不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杀人放火。

因为八国联军攻陷了北京城，使得朝廷的权威大大的被削弱了，因此慈禧在西安时颁发了回銮新政，以缓和同地方上开明士绅的矛盾。这点从清政府恢复对北京的统治权后，沿袭“安民公所”之制，在京城设立善后协巡总局一事，就能看得出朝廷这一次并不是在嘴上鼓吹支持新政，而是确实希望寻求改变以延续大清王朝的统治。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于1897年抵达北京时，曾经向朋友抱怨“这座城市夏天太热，且尘土飞扬，下雨时路上泥泞一片，难以行走，城墙和大大小小的围墙把这座城市分割成了一个个狭小的区域，加上北京城密集的人口，让人似乎身处于中世纪时的城堡内。”

不过到了1906年，报纸上说北京城最近出现了六种新事物，“槐与柳两行碧青；设岗位指挥交通；太平童以防危险；自燃灯大放光明；石子路洒扫干净；四轮车最走当中。”可以说，北京正在努力的改变自己，以迎合一种变革的潮流。

虽然这种变革并没有触动根本的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但至少还是改变了这座古老城市的面貌，令其焕发出了一种新的气象。当然，对于那些去过汉口的外国人来说，北京城的这种变革还是流于表面了，北京的城市公共建设虽然投入了一些资金，可这座城市的底层民众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相比之下，武汉地区的变革则是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最底层的民众生活水准一直在提升年汉口工人的平均工资大约为月薪5元，到了1906年汉口工人平均月薪就已经上升到了7元。

和北京的公共建设主要为达官贵人们服务不同，武汉的公共建设则是为了提升整个城市居民的生活便利性，所以武汉的公共交通事业及水电煤事业都获得了工农兵委员会的补贴，使得整座城市的居民都能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

按照一位美国传教士的看法，“朝廷这边推动新政的动力，其实都是为了和外国争夺利益，所以朝廷所办新政都是从是否有利可图出发，结果中国民众几乎都不能从新政中获得好处。

只有少数开办新式工厂的人才能从中受益，因为朝廷从平民身上搜刮的财富都补贴给了这些新式工厂，但这些新式工厂并不是拿朝廷的补贴用来扩大生产，他们把朝廷的补贴当成了工厂的盈利先发给了股东，好让股东先收回自己的投资。

而武汉这边虽然标榜自己是社会主义，但实质上他们搞的是垄断资本主义，只不过这种垄断并不是依赖于资本的组织和生产，而是仰赖于一种行政上的权力。劳工党以人民的名义管理这些资本，并通过行政命令垄断生产和市场，从而获得了垄断的利益，类似于美国标准石油公司。

…虽然这种依赖行政权力的垄断必然会造成权力上的腐败，但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劳工党还是克制住了组织内的腐败情况，依赖于一种超越司法独立精神的肃反运动…

武汉工农兵委员会依然是一种独裁体制，不过是从一个人的独裁变成了一群人的独裁，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我国的自由精神是相违背的，假如让这样一群人掌握了中国，那么美国和中国之间今后必然会爆发冲突。

…不过，这种强力的独裁体制却要比现在的清政府更加的适合中国，因为这样的体制能够充分的把中国近乎无限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这点从湖北地区近几年的建设速度就能看的出来…”

不管怎么说，北京城近五年来的变化已经超过了过去200余年的变革。事实上，除了满清入关时把汉人从北京内城驱逐出去外，这座城市和明末时相比，并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只是和1906年七月、八月所爆发的变化相比，过去几年里北京所推行的新政又不算什么了。7月底，朝廷终于没能抗住武汉和北洋共同施加的压力，同意北洋派人对北洋第一师进行整编，并对城内的治安问题进行整顿。

这一次北洋对第一师进行整改可不是如之前那样把这些旗人供起来，而是真正的要对第一师进行拆骨换皮了，整编完成之后，第一师就将进驻承德，其守备京城的职责也被取消了。

随着俄西路军主力的投降，驻承德的俄军也失去了向张家口进军的动力，加上日军加入了战局，新任远东陆军总司令库罗帕特金干脆的放弃了第二战场，预备把俄军撤到朝阳一带，从进攻转为防御。

敌前撤退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袁世凯无意拖住承德的俄军，他只要求收复失土。而俄军也承诺，绝不破坏承德避暑山庄，双方很快就在承德撤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至于张家口的工农红军，此时也正处于有心无力的阶段，因为物资供应不上了。为了围歼俄军西路军的主力，工农兵委员会足足投入了近千万元，如果再加上对山西民众的赈济，工农兵委员会也有些扛不住这样的花钱速度了，毕竟他们还要负担起湖南、安徽的赈灾及湖北、河南、四川、江西的建设任务。

在这样的局势下，蔡锷也只能默认俄军从承德撤离。中俄的这种默契，日本人一无所知，他们就是觉得中国军队有些软弱了，此时北洋和武汉应该齐心协力的去进攻承德的俄军，再吃掉这一个多师，那么就能给陆军南满的攻略减轻极大的负担了。

青木宣纯对俄军能从承德顺利撤退的看法是，“北洋和武汉之间互相提防，故不能精诚合作，俄军撤退的也相当的果断，所以中国人白白浪费了大好机会。”

不过驻华公使馆翻译岛川毅三郎却不这么看，在他看来，武汉和北洋在对付满人一事上简直合拍极了。武汉唱着白脸对满人逼宫，而北洋唱着红脸劝说满人让权，满人简直束手无策。

岛川毅三郎名义上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官，但实际上却是负责对清政府的情报人员。时京城白云观观主高仁峒在宫内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甚至连李莲英这样的人都是他的信徒，因此俄国外交官璞科第刻意接近高仁峒，并把自己的住宅安置在了白云观的后花园内。

日本人侦测到了这一点，就同样从白云观下手，希望了解到中国和俄国之间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密约。岛川毅三郎数次向白云观进行大额施舍，从而得到了观中道士的亲近，并成功的拜在了高仁峒门下，也因此了解了清宫内的动向。

武汉不仅迫使清政府交出了北洋第一师的军权，还对京城内外警察厅进行了整顿。满清在北京最关键的武力是步军统领衙门和巡捕五营，九门提督管理的就是这两个部门，这两支部队在清朝中前期约有3万余人，2万多步兵，1万多骑兵。

不过到了光绪时期，这两支部队也几乎腐化完蛋了，和明末的京军一样，只能吃饷不能上战场，庚子国难前大约有一万多步兵，五千骑兵。八国联军一役，敢拼命的被联军给打死了，剩下的就更加的不能打，也不能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