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第115节 （3/4）

升允接到电报后虽然有心拒绝，武汉、北洋、南京都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割据，汉人都能拥兵自重，凭什么满人不能割据地方？只是，兰州地方压根就没人挽留他，马福祥直言不讳的对他的门客说道：“甘肃这个地方这么穷，能够保境安民就已经不错了，拿什么去对抗朝廷？更何况，这是皇上的旨意，总督大人以何名义对抗圣旨呢？”

升允不得已，只能收拾行装前往北京，不过他抵达西安时却又不想走了，于是停驻西安满城向北京发电，表示自己身体有恙，希望能够留在西安养病。

袁世凯此时刚刚就任国务会议主席，并不想过于得罪这些满人亲贵，毕竟北洋也属于体制内的力量，既然已经把升允搞下台了，自然就不能继续追杀下去了，否则岂不是破坏了官场的规矩。

但是秦力山却不同意，他认为升允停留在西安满城内颇有观望局势的投机想法，且西安将军松囊渤俪俨豢先刖盟橇粼诘胤缴希抟墒歉寺艘桓龈罹莸胤降南Ｍ怨窕嵋榈娜ㄍ凶畔挠跋臁/p>

因此在通报了光绪之后，国会派人前往西安探望升允病情，并调查西安满城的情况。面对国会的不依不饶，升允觉得不妙，说感觉自己病情好转又可以上京了，不过国会立刻以升允涉嫌同荣禄勾结为由，提请光绪将其革职并令松难航馄淙刖┦苌蟆/p>

升允的下场极大的震撼了各地的满人官吏，这让他们意识到，大清的权威固然是伊于胡底了，但是有着汉人武力支撑起来的国务会议，对于各地依然是有着足够的震慑力的。只要武汉和北洋达成一致，那么国务会议的决定就必然能够落实下去，而地方上压根就不会为了满人和国务会议对抗。

事实上又何止是满人，就算是汉人的地方势力，也一样难以抗衡这两个国内最大实力派的联合。湘系就是地方势力中最为尴尬的一个存在，作为太平天国后第一个崛起的汉人军政集团，在满清数十年如一日的拆分和打压下，湘系其实已经很难再说成是一个独立的军政集团，只能说是一群有渊源的汉人官僚的联合体。

这一联合体在大清的体制内固然还有着不小的影响力，但已经不能像刚刚平灭了太平天国时对地方上一手遮天了。所以刘坤一死后，朝廷一度想要收回湘系所霸占的两江总督的位置，也差点就成功了，如果铁良不去招惹湖北人的话。

虽然之后因为湖北爆发了兵变，使得魏光焘又坐稳了两江总督的位置，但湘系缺乏一支能够保卫自己权力的武力，哪怕魏光焘重建了一支部队，但是旧的湘军模式已经不能适合这个新的时代了，且湘军也失去了自己成立时的理念。

湘军和淮军成立时，国内地主阶级还是主张华夏高于蛮夷的，因此捍卫名教就是这些地主武装的建军理念，这些武装的核心人物是儒生而不是什么武夫。但是在庚子国难之后，国内的开明知识分子已经占据了社会主流，认为不向西方学习将会导致中国亡国灭种了年前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已经接近2万人，几乎是4年前的10倍。

此时，新军的灵魂已经变成了这些试图救亡图存的新知识青年，而旧军中几乎看不到什么知识分子，魏光焘虽然大办教育，但是他遇到了和张之洞一样的问题，教育出来的年青人并没有成为湘军的骨干，而是成为了革新派的支持者。

魏光焘对国会提出的改组方案选择中立，是因为他不想被武汉牵着鼻子走，他可不是直隶总督，对国务会议施加不了多少影响力。说难听一点，大清失去权威，两江总督在地方上和土皇帝有什么区别？但是加入了国务会议之后，他就只有一票而已，他要是不理会国会会议的决议，反而给了武汉和北洋干涉两江政务的借口，因此自然是维持现状最好。

但是，他的立场不仅没能获得两江舆论界的支持，甚至连湘系内部都有人不满他的决定。比如曾国藩的小女婿浙江巡抚聂缉司腿衔毕轮泄媪倌谟峭饣迹桓母锟隙ㄊ遣恍械摹２桓母锏幕埃皇茄笕艘蛩牵⒐撕投砉瞬皇且丫诖蛄嗣矗褪悄诓恳惨⒏锩恕/p>

所以，支持国会对体制进行改组，至少还有一线生机，魏光焘为了自己的权位选择中立，这显然就有些自私了。江苏的士绅之所以不愿意支持这位两江总督，和魏光焘只提拔湖南人是分不开的，相比之下他们更欣赏国会的改组方案，只是认为国会应当给出更多的位置给与江苏人而已。

和江浙立宪派持有同样焦虑心情的还有革命党，以孙文为首的同盟会一方面在报纸上批评武汉和满清进行妥协，有违革命理想；一方面则积极的准备着两广地区的武装起义，试图掌握一块真正属于革命党人的地盘。

第409章 新政二

10月份汉口的气候就很不错了，阳光不是那么的猛烈，却又没有三四月份那么的湿润，行走于林荫道下，确实有一种阳光明媚的开朗心情。

从印度返回武汉不过才二三个月，但是安重根回忆起自己在西藏、印度的经历，却又似乎非常遥远，但他的记忆中又异常的清晰。之所以会让他有这样的错觉，是他在武汉的感受，就好像看到了一二十年后的印度解放区，他觉得印度解放区未来也必定会变成武汉现在的景象。

之所以他会觉得印度解放区的未来是武汉的模样，因为他在这里看到了充满自信和时刻洋溢着笑容的民众，就如同那些印度乡村获得了自己土地的农民表现出的开怀神情，两者的笑容并没有什么不同。两地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印度乡村，一个是城市之中。

所以安重根觉得，只要印度解放区能够建立起相同的城市，那么那时城市中的印度民众和现在武汉街头的民众就不会有什么区别。他更希望未来的朝鲜半岛上，也能看到充满自信和微笑的幸福的国民们。

此时的安重根觉得，林枫把劳工阶级控制的地方称之为解放区是有理由的。至少在他们第一次抵达武汉的时候，这座城市和其他中国城市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和朝鲜的城市没什么区别。

哪怕汉口的建设比汉城强，但是两座城市里的平民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麻木、胆怯和衣不蔽体，被上等人喝来呼去，受到欺凌时只会露出讨好的笑容求饶，完全不知自己才是被侮辱和被欺负的那个人。

比较起来，安重根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城市中的平民看起来似乎更有自信一些，哪怕穿着破旧的衣服也表现的不卑不亢，完全没有那种自甘下贱的意识。过去，他认为这就是日本开化的功劳，没有开化的朝鲜平民在两班和洋人面前的奴颜屈膝，就是朝鲜落后制度所造成的国民性。

而朝鲜的落后制度正是来自于中国，这也是安重根一家追随开化党的精神根源。开化党首先继承了朝鲜的传统理念，满清入关是以夷变夏，汉人向满人的屈服，使得高贵的华夏文明被夷狄给污染了，因此中国自然也就失去了领导华夏文明圈的资格。

其次，开化党又吸收了日本维新思想，认为东方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西方文明才是先进的。凡是不肯学习西方文化的东方民族，最后都会成为西方文明的殖民地。为了保全朝鲜民族，朝鲜必须从满清的藩属国独立出来，然后向西方学习重建朝鲜的先进文化。

这也是安重根对日本在朝鲜半岛上驻军并不反感的原因，因为日军是在保护朝鲜。而他从前还认为，只要把俄国人赶出了朝鲜半岛，朝鲜也就用不着日本的保护了，到时日本自然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在朝鲜驻军了。

海军陆战学校的学习生涯给了安重根当头一棒，他意识到自己对于日本对朝政策的想象，不过是一厢情愿，林枫以无懈可击的推理证明了，日本大陆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吞并朝鲜半岛，除非日本放弃大陆政策，否则日本就不可能放任朝鲜独立。

跟着林枫远征西藏的行动，让他第一次意识到了还有另外一条让民族获得自我解放的道路。两年后再一次回到武汉，看到汉口的街道上没有了随处可见的乞丐儿童，没有了禁止中国人进入江边大道的围墙和洋人巡捕，没有了横倒在街头的鸦片鬼和不怀好意的黑帮分子，虽然这座城市依然有着其他缺陷，但无疑这是他所见过的，一座更适合于平民生活的城市。

哪怕今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充满了灾难的一年，北方的旱情和南方的水灾，都给这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新的灾难。不提三四月间的湖南大水，光是五六月间淮河一线的连续大雨，使得江苏、安徽一带4000余里尽为灾区，大公报说有上千万灾民今年衣食没有着落。

虽然上千万灾民只是一个泛指，但数百万灾民显然是有的。苏北、安徽灾民都涌往了江南，终点就是上海，安徽部分灾民则奔向了武汉，实际上受灾区域还有江西，但是武汉工农兵委员会却很好的处理了这些灾民的问题。

江西萍乡附近的灾民几乎没有离乡，湖南灾区在水退去后就开始了生产自救，安徽这边灾区也是如此，大水退去之后，武汉这边就安排灾民返乡重建家园，因此到了九、十月份时，武汉周边的生活就恢复了正常。

初步估计，武汉今年救助的灾民数量至少在三百万左右，差不多占了长江中下游受灾民众数量的4成，死亡人数很少，灾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瘟疫，大部分受灾地区都恢复了生产，从而稳定了地方上的社会秩序。不少无家可归的灾民，也被有序的安置到了各个新兴的工业建设基地，并没有形成无人管理的流民群体。

而此时从高邮到上海的一路上，则到处都是自己寻找活路的流民，幸运的人走到上海之后还能有条活路，作为一座新兴的港口城市，上海极需要这些廉价的劳动力，而粮食对于建立了全球殖民体系的列强来说并不缺乏，但是这样幸运的人，十个里面大约还没有一个。体力不行的，身体不够健康的，半路上就被自然淘汰了。

从对待灾民的方式就能看的出来，谁才是劳动者真正的指望。当然，武汉能够动员起这样大的物质力量去救助灾民，是建立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在工农业上投入创造出的物质基础上的。

在今年这样大的灾害面前，江汉平原和南阳地区却遇到了少见的丰收之年，而武汉地区的工业生产也并没有被灾害所打断，反而迎来了一波高速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