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第117节 （3/4）
作为我军海上胜利的支柱，波罗的海舰队必须在实力上压倒敌人。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他们出发时的编成，而是抵达的时机和此时的战场局势，换言之，他们在旅顺陷落之前和之后抵达，对战况的影响将有天壤之别。
决战发动得越早，局势对我们就越有利，在夺取制海权方面尤其如此。借助制海权，我们将打赢整个海上战役，并利用随之获得的优势全力支援陆军。由于满洲路况恶劣，陆军将在行动中遭遇种种困难，但海军将为他们的胜利提供无价的帮助。
不过在这之前，俄国已经调动了黑海舰队的“斯摩棱斯克”号和“彼得堡”号通过了达达尼尔海峡，俄国向土耳其人表示，这两艘不过是想海参崴运输军事物资和人员的运输船，但实际上这两条俄国军舰在进入红海后，开始拦截日本商船和向日本、中国运输违禁品的商船。
俄国人的行动不仅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恐慌，也引发了英国和德国的抗议，德国人还保持着一些克制，英国政府则已经直截了当的向俄方提交了抗议书，并提出了警告：如果俄国政府继续一意孤行，我方将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任何必要的应对手段。
俄国海军部和外交部之间，伦敦和圣彼得堡之间的沟通出现了许多问题，误解开始不断滋生，令局势愈发紧张。彼得堡也非常的担心，英国政府会借此向自己宣战，不得不指示两艘巡洋舰离开红海，但是英国开始从亚洲调动老人星级战列舰返回本土的行动，还是让彼得堡感到了不安，假如让英国人把这些军舰调回海峡，那么波罗的海舰队是否还能通过海峡都成了问题。
尼古拉二世面临了这样一个选择，假如不在英国人把各地的战列舰调动回本土之前让波罗的海舰队前往远东，那么就有可能被英国的大舰队封锁在波罗的海，远东舰队将得不到本土的支援了。相比起波罗的海的海权，显然太平洋的海权对俄国海军更为重要一些。
第416章 莫利的决定
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后的绅士的约翰.莫利，他这辈子所目睹的是英伦三岛的和平、繁荣和进步，他很难想象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印度会如此的贫穷和落后。
当然这并不是约翰.莫利对印度一无所知，而是他过去从来没有了解过另一部分的印度是个什么情况。在他看来，英国人为印度带来了现代文明，加尔各答的白区和黑区，正代表着文明世界在这座大陆上展现现代科技的成就，当印度人所居住的黑区都变成白区之后，印度也就进入了文明时代。
这一次印度民族运动的高涨，使得约翰.莫利终于开始正视印度人在印度的生活状况。在抵达印度后他对本地居民的生活进行了调查，之后他不得不承认，白区的繁荣是以黑区的贫困作为代价的，印度人的食不果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英国人能够在印度过上上流生活的保证。
但即便是如此，他也拒绝任何有关印度自治的设想，他认为爱尔兰和南非原则是无法适用于广袤的印度大陆的，他对明托伯爵如是说道：“退出印度大陆这不是什么理智的决定，而是让大英帝国彻底失去印度的开始，因为印度杂乱的宗教和地域文化将在我们离去之后重新占据上风，这片大陆将会四分五裂重新陷入到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战争和屠杀将会引发这片大陆的混乱，而大英帝国也将因此失去引导世界前进的道德原则。”
明托伯爵对于印度前途是悲观的，假如说在他没有上任之前，他还主张延续其在加拿大所采取的对有色人种的严厉管制政策来维持社会秩序，那么抵达印度之后，他就意识到加拿大的政策是无法适用于印度大陆的，因为在这里，白人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
即便没有中国人夹在其中捣乱，过去英国对印度人的蛮横管理方式也难以在持续下去了。英国对于印度的统治，在英国人看来就是成年人对于儿童的教育，因为儿童尚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需要在成年人的教导下学习如何接受社会秩序的管制，从而变得循规蹈矩，使其成年后不会成为下流胚子。
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教育和棍棒、皮鞭是分不开的，哪怕是上流社会的私校也一样充斥着体罚，英国人对于暴力能够改造人性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所以英国人对于在印度或南非或全球其他地方使用暴力，从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在他们看来，暴力是教导野蛮人最好的教育方式。
只不过在进入了20世纪之后，英国人的对手已经不再是欧洲之外的有色人种，而是同属于欧洲白种人的国家，此时再肆无忌惮的使用暴力，显然已经无法用文明征服野蛮的伦理去说服国民和欧洲人，这就是布尔战争会给英国带来巨大的名誉损失的根源。
英国在布尔战争中采用的手段并不比其他殖民地战争更卑劣，但是却引发了欧洲人的抗议和本国民众的不满，不是因为这些人突然变得有良知了，而是英国人把对付有色人种的手段用在了白种人身上，从而引发了欧洲人的恐惧。
因此而上台的自由党精英，自然是明白一个时代已经渐渐离英国远去了，大英帝国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继续开拓边疆，而是维持对于世界的领导。维持对于世界的领导，最为重要的不是武力而是道德原则，一个被所有人针对的帝国是无法存继下去的。
于是约翰.莫利和明托伯爵商议后，认为应当给与印度人一些权力，以换取他们对于大英帝国的忠诚，寇松勋爵所采用的那种棍棒教育，显然是没法让印度人重新变得温顺起来了。只有先解决了印度人的问题，他们才能以更有利的态势去解决中国人的问题。
约翰.莫利和明托伯爵的共识就是，中国人之所以是印度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对印度有多大的影响力，而是在于印度人和大英帝国离心离德，使得大英帝国无法在印度获得对付中国人的支持，只要印度人重新恢复对于大英帝国的效忠，那么中国人也就不成问题了。
约翰.莫利和明托伯爵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但是在如何让印度人恢复对于大英帝国的效忠问题上，却始终不能获得一种好的结果。在莫利没有抵达印度之前，明托伯爵已经考虑拉拢印度穆斯林来牵制印度教徒和中国人了。
这种手法也算是英国在殖民时代最常见的外交手段了，假如印度穆斯林有记忆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当记得，当他们统治印度时，英国人正是依赖支持印度教徒来打击穆斯林的统治的，于是到了19世纪后半，曾经在印度大陆占据上流的穆斯林却沉沦为下僚了，印度教徒却成为了印度民族的核心主流。
不过穆斯林的上层依然还是被英国人的许诺给勾引到了，为了单独的选举权和高于人口比例的选举权，穆斯林上层倒向了英国人。假如没有中国人的话，那么印度民族的自我认知将会因此被打断，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斗争将会压过印度民族对大英帝国的反抗斗争。
但是中国人在孟加拉掀起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仅打击了穆斯林的地主，也打击了印度教的地主，从而使得印度农民放弃了宗教和地域差异，在土地改革的共同利益上联合了起来。于是英属印度政府突然发现，他们在打击印度民族运动的同时，正造成印度农民运动的高涨，后者对于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其实更为危险。
于是在约翰.莫利抵达印度之后，很快就和明托伯爵达成了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利用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分歧搞垮印度民族运动显然是不可行的，印度民族主义虽然威胁到了英属印度的统治治理，但它同时也压制住了印度农民的土地运动，一旦印度民族主义倒台，印度人转而投向印度农民的土地运动，那么他们根本不可能和印度农民达成妥协，因为印度农民索要的土地，他们拿不出这么多土地来收买对方。
约翰.莫利于是又向国大党代表的印度教民众抛出了绣球，表示可以让行政参事会增加一两名印度参事，从而让印度人可以参与对印度的管理，并表示，“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温和的、逐步前进的方式去完成印度人自己治理印度的目标，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因为现在的印度尚没有能力实施自治。”
通过对于穆斯林上层和印度教上层的收买，在孟加拉分割方案上的妥协，英属印度政府终于和印度民族的上层人士有了一个缓和，从而断绝了印度上层对于印度人民委员会的支持，呼吁和解的声音开始出现了。
在加尔各答的总督官邸内，约翰.莫利和明托伯爵倾听着查尔斯·贝尔同中国代表之间的沟通，在听完了贝尔带回的消息后，明托伯爵就伸手揉着自己的额头说道：“他们就不能安静的离开印度吗？难道他们以为自己在印度待下去，印度就会变成中国的地方了？那些站在中国人一边的印度人，他们怎么会认为中国人对印度没有野心？”
查尔斯·贝尔只能保持沉默，这可不是他能够了解的问题，倒是约翰.莫利表现的更加沉稳一些，他没有急着就中国人的回复做出什么表态，而是向贝尔问道：“对于我们的邀请，林是怎么回复的？”
贝尔小心翼翼的打量了一眼对方后，才谨慎的说道：“林说，他听说过长腿爱德华的故事，因此他不会把自己的安危放置于英国人的承诺上。他还说，假如您真的想要和他谈谈，那么不如自己前往布尔尼亚一趟，他的保证一定会比我们的更可靠。”
明托伯爵忍不住就把目光转向了莫利，想要看看这位绅士的表情，不过莫利的表现显然让他有些失望了，他彬彬有礼的感谢了贝尔，并请他先离开去做自己的事。
等到贝尔离开之后，莫利终于向着明托伯爵说道：“我看，我应该去见见这位林。”
莫利的话让明托伯爵楞了好一会，他从混乱中反应过来才说道：“您亲自去见他？这是不是太有失身份了？他甚至都不是一位正式获得任命的政府官员。您如果在布尔尼亚出现意外，对于我国来说就是莫大的损失，我不建议您做出这样的行动。”
莫利能听得出来，明托伯爵的拒绝并不是那么的坚决，显然对方并不是认为不应当和中国人进行谈判，而是担心自己会承担起一些额外的责任。
他心平气和的对着明托伯爵问道：“虽然我们暂时拉拢住了印度的上层人士，但是他们的承诺并不可靠，一旦印度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这些人一定会再次的背叛我们。那么英属印度政府有能力迫使印度人民委员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吗？”
明托伯爵迟疑了一会后说道：“没有帝国的支持，光靠英属印度政府，恐怕我们是没法迫使印度人民委员会做出让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