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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章 第120节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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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力山为戊戌六君子翻案的举动并没有遇到多少抗议的声音,因为在之前数个专案下,不要说后党,满人在京的势力几乎都被一网打尽了,这一次判定戊戌政变为叛乱行动,实际上不过是给后党盖棺定论,重要的不是追究后党的责任,这些后党之前就被拿走了位置,现在则是给他们的棺材板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铁钉而已。

不过对于秦力山提出的废除慈禧尊号的议案,还是遭到了一部分守旧力量的抵抗。暂时国会的名额约为400余人,朝廷指定的大约为200余人,武汉方面推荐了五六十人,地方上挑选了一百五六十人。而朝廷指定的这200余人中,宗室王公世爵、外藩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多额纳税议员就达到了98人。

虽然此前通过专案,有五六十名贵族议员被解除了议员身份,但也还有一百多效忠于朝廷的守旧派议员,只不过之前武汉打着皇帝的名号清理后党,这些人也不敢跳出来,因为后党的名声已经完全臭了,站过去不过是给武汉送人头而已。

但是等秦力山把目标转向慈禧身上后,这些守旧派终于坐不住了,他们拿出了三纲五常中的孝道为武器抵抗武汉对慈禧的清算。

守旧派之所以要保住慈禧的尊号,因为他们很清楚,清算慈禧并不是武汉的真正目标,一旦慈禧这面大旗倒下了,那么接下来被慈禧所提拔的人员,或是在慈禧训政时没有提出反对的人员,这一刻都成为了有失道德立场的逆臣。

有了这样的大义在手,本就倾向于对有产者进行严厉打击的武汉,就等于掌握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他们甚至都无法拿三纲五常来辩解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哪怕是那些一直和守旧派不合的立宪派,对于是否废除慈禧尊号一事,也表现的相当慎重。

只是袁世凯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沉默,不管是皇帝或是太后他都背叛了,此时出面去阻止武汉对太后的清算,不过是更加增添了光绪对他的厌恶,也不会得到慈禧的谅解,难道慈禧翻盘后还会饶过他吗?武汉的出头,实际上就是在为他解除后顾之忧。

事实上,袁世凯一度都做好了慈禧暴毙的局面,毕竟宫内被国会这样大整顿了一次后,慈禧要是不明不白的死去,也没人会跳出来为其抱怨。只不过武汉看起来更想要在政治上杀死慈禧,而不是在肉体上杀死她。

袁世凯的漠视,最终让秦力山赢得了最后的胜利,11月27日,国会以微弱的票数通过了废除慈禧尊号的议案,该议案送到光绪面前后,不到一个小时就签字送出来了。

据说,梁启超一度想要阻止光绪签署这一议案,因为他认为光绪和慈禧之间的母子关系是没法改变的,以子非母,日后史书上恐不好看。不过边上的康有为则不以为然的说道:“事已至此,那里还有什么母子,皇上继承的是文宗皇帝的皇位,太后不过是庶母,孝贞显皇后才是嫡母…”

光绪本身就是赞成废除太后尊号的,他比谁都害怕让太后再度翻盘,而有没有这个尊号,对于太后的声望来说区别是很大的。而且他现在是遵从了国会的决定,他认为自己并不需要负担起多大的责任。

而在光绪签署了废除太后尊号的议案后,秦力山立刻又提出了改组国会案,认为当前国会内的一部分议员既不能代表皇上,又不能代表国民,不过是些出卖了汉人利益的满人奴才,因此他们不应当站在这里代表国民。

此次改组并不是解散后重新进行推选,而是按照了废除太后尊号的表决案,把所有的反对议员一概免去议员身份,然后再进行补选。此次补选并不是按照地域进行的,而是给了各方政治势力一定的名额,令其自行推荐代表进入议会。

这个各方势力,实际上就是武汉、北洋、江浙立宪派、革命党、地方督抚,满人、蒙人被排斥在外了。北洋和江浙立宪派对于这个改组国会方案表示了支持,革命党和地方督抚虽然对名额的分配表示了不满,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只有在京城的满蒙亲贵大声抗议,但却毫无效果。

就在11月份,关内各满洲将军汇聚在了北京,在国会的逼迫下,这些满洲将军不得不接受了拆除满城,以消除地方上的满汉差异,并对旗务进行改组的要求。

成都满城被要求作为试点,优先进行拆除,并令成都满人自行择业,在给与了一定的补助后,国家不再对成都满城提供任何旗饷。

虽然消息传开后各地满人都走上了街头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但他们抗议并没有得到汉人的同情,反而让各地群众上街庆祝了起来。面对这一场面,各地满人这才感到了惧意,纷纷散去各自回家了。而那些满人中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东京的满人,开始自行办报以宣扬起民族团结来了。

比如旗人在东京所办之《大同报》,开始积极支持国内实现君主立宪,召开国会以“融合满汉”,倡导“蒙回同化”等主张。当然,他们并不是因为君主立宪制度先进才支持立宪,也不是认为满汉蒙回本为一体而主张各民族合一,这些旗人不过是看到汉人的力量越来强势,而旗人已经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想要尽可能的逃过被清算的命运而已。

比如满人亲贵为了应对此种局面就组织了宗社党,妄图获得外部的力量以剿灭汉人之势力,重新安定满人之天下,再不济也当割据西北建立一个新满洲国。为什么是西北而不是东北,因为宗社党并没有勇气去同俄人、日人争夺满洲主权,他们甚至都不敢要求外蒙的主权,他们倒是觉得自己有资格把西北当成自己的财产。

慈禧尊号被废除,实际上不仅仅让后党彻底垮台,也代表着同治中兴以来满人和汉人督抚联合统治局面的瓦解。大清国的国号虽然还在,但是大清的体制其实已经破产了,光绪所代表的皇权已经无法对武汉和北洋这样的军政集团施加什么影响力了。

最先反应过来的人其实是梁启超,当满人亲贵在私下组建宗社党,鼓吹什么要割据西北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满人此时已经没法再支撑起光绪的亲政局面了,因为满人和汉人之间已经没法再互相信任了。宗社党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迫使汉人彻底抛弃满人,因为割据不符合汉人大一统的观念,偏安一隅对于汉人来说就是慢性死亡,因为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都不可能接受身边建立起什么小国。

同治中兴的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就是满人一直没有抛弃大一统王朝的观念,所以汉人和满人还能在这一观念下共存下去,假如满人在太平天国时期就搞什么满人的满洲国,那么大清早就完蛋了。

去年,梁启超和革命党、劳工党在报纸上进行论战,最终从开明专制转向了君主立宪,当时他就意识到,皇帝亲政来推动改革的局面已经很难出现了,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使得汉人的知识分子正转向更加激进的暴力革命道路。

像孙文这样的老革命党,虽然主张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满清朝廷,但好歹还表示要保护有产者的利益。而田均一、秦力山这些新革命党,则已经把中国的落后和愚昧同地主阶级绑在了一起,他们不仅要推翻满清王朝,还要连地主阶级也一并清理掉。

在这样的情况下讲开明专制,显然是不能引起民众多少兴趣了,因为民众更喜欢革命党的激进主张。所以,梁启超在公开的辩论后,迅速的从开明专制道路转向了立宪君主制度,但还是主张,“夫以吾所忖度,则君主立宪制,非十年乃至二十年以后不能实行。”

梁启超讲这句话的时候,慈禧的地位还是稳固的,他是真的没想到,中俄战争的爆发会让慈禧这么快速的失去自己的统治,让光绪终于从软禁中挣脱了出来。因此他见了光绪后,就为光绪献上了“考察宪政奏议”,“凡二十万言内外”,希望光绪能够主动提出立宪之议,从而真正掌握住中国的权力。

但是在武汉把慈禧的尊号废除,彻底的打破了满汉之间那点政治上的联系后,他又改变了想法,向光绪建议,“应当速定宪法,以安国体。”

武汉对于皇权的步步进逼,不仅梁启超感受到了,袁世凯同样也感受到了。国会废除慈禧的尊号后,皇权的威信是大大的跌落了,而国会代表国民的一种形象开始深入人心。哪怕是那些反感劳工党的立宪派人士,也并不反对武汉对削去太后尊号的操作,他们认为国会还是有这个权力的。

只是这样一来,袁世凯就感觉自己头上悬上了一把宝剑。既然国会连太后的尊号都能削去,那么国会有没有免去他这个国务会议主席的权力?

第428章 锡良去职

11月中旬,成渝铁路已经修到资中,距离成都不足200公里。假如这条铁路的修筑权不是掌握在武汉手中,那么四川总督锡良简直要为其欢呼雀跃了,因为这条铁路不仅是由中国人自己建设的,连筑路的材料都基本选用了四川本地的石材和木材,重庆还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轧钢厂为铁路轧制钢轨。

过去,中国修建铁路几乎都需要外购建材,因为外国人说中国的木材不能用作轨木,而一根轨木就要一块大洋,这对于中国的铁路建设来说是相当大的财政负担,因此只能不断的压缩劳动力的价格。

所以,铁路建设虽然有利于地区交通,但是对于地方财政来说其实没啥好处,再加上外国人修建铁路签订的合同基本都规定了铁路沿线的资源开发权力归属于铁路公司所有,因此即便通车后地方上的收益也减少了许多。

因此,在京汉铁路没有建成之前,朝廷对于铁路的看重其实在于政治和军事上带来的好处,京汉铁路修成带来了大量的铁路利润,才真正让朝廷意识到了铁路在经济上的好处,不过这个时候朝廷已经失去了对于地方上的控制,连京汉铁路都被武汉拿去了管理权,朝廷只能得到一些分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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