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第120节 （4/4）

锡良对于成渝铁路的看法，就是为了应对西藏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前往西藏之行路难，不仅仅在于川藏交通，也在于入川交通之难，因此成渝铁路，或者说一开始设想的川汉铁路，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中央对于四川的控制。

也就是说，锡良当时已经考虑西藏失去后必须要以四川为基地控制康区，不能让英国人利用西藏的宗教信仰夺取康区，从而对川西造成威胁。只不过形势发展比他最好的预料还好，湖北新军不仅保住了西藏，反而进军印度，把中印之间的分界线再次挪回到了喜马拉雅山地区。

哪怕对武汉再有什么怨言，锡良也不得不承认，若是没有湖北新军出手，那么西藏是很难救的回来的。正因为湖北新军在西藏、印度的连连取胜，使得川藏之间的康区喇嘛们也安分了许多。西藏遭到英军入侵而四川又无力救援，一度让康区喇嘛对朝廷产生了不少怨言，认为今后西藏必不归属于中国，因此他们也不必再为朝廷履行繁重的徭役了。

但是随着湖北新军在西藏大败英军，并趁势收回锡金、不丹等地后，拉萨就开始对康区各喇嘛寺加强了管教，把一些不肯配合朝廷的喇嘛们调回了拉萨，从而缓和了康区喇嘛寺和四川争夺治权的问题，甚至连瞻对问题也就此解决了，拉萨主动让出了瞻对的控制权，使得四川可以在行政上完全的控制康区。

拉萨之所以如此处处退让，自然不是出于对朝廷的忠诚心理，而是西藏军政会议已经完全控制了拉萨的政治，西藏的噶厦政府对其的恭顺远远超过了驻藏大臣衙门。中央对于西藏、山南地区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了。

假如这支湖北新军依旧是效忠于朝廷的，那么锡良是不吝给与他们最大的赞美，并会建议朝廷给与最大的优待，因为这种开疆拓土之功正是王朝能够继续统治下去最好的证明。但是湖北新军并不忠诚于朝廷，他们只是忠诚于武汉工农兵委员会，这就给锡良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了。

湖北现在对外有维护疆土的功绩，对内又有赈灾和建设的能力，成渝铁路的建设就是武汉展现自己统治能力的体现。在这条铁路没有建成之前，川人还有门户之见，哪怕是四川的革命党也并不待见湖北军队入川来革命。

在锡良看来，所谓的革命党不过是一团散沙，革命党上层人士虽然家庭出身良好，喊出的口号也很高尚，就是为了救国才要革命，但是革命党的下层都是些游手好闲的市井之徒，他们喊反清复明也好，喊革命救国也好，心里压根就不信，只是为了能够在造反中出人头地，然后鱼肉乡里罢了。

锡良的看法也不能算错，义和团之后，四川连连爆发了农民或市民起义，但是这些起义闹的最大的，也不过是把当地县官赶走，然后就自己割据称王了，压根就没有解放全省的意思。革命党上层虽然有拿下成都的想法，但是他们在成都压根发动不了多少人，就几十到一两百人就试图攻下一个30万人口的四川首府，其中光是满城人口就有三四万之多，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但是，随着武汉开启了成渝铁路建设后，原本一团散沙的四川革命党，现在渐渐都聚拢到了一面旗帜下。凡是铁路修到之所在，不管是革命党也好，朝廷的官员也好，立刻都转向了武汉。因为地方上的百姓已经先于他们倒向了武汉。

四川民众此时最大的愿望也就两个，一个是求温饱，另一个是求秩序。四川虽然号称西南第一富庶大省，但是这种富裕和普通百姓可没什么关系，四川农村中以竹泥建成的土屋比比皆是，这种房子夏天虽然通气，但是冬天却并不御寒，穷人只能造这种房子就代表着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很低下的。

重庆、成都街头到处都是衣不蔽体的乞丐，而四川各地最多的就是苦力，在各处乡间小路上都能看到那些背着比自己体重还重货物的精瘦苦力，他们在路上都不能坐下休息，只能靠着身后的一根木拐略靠一靠，因为在路上卸下货物，就很难再凭借自己的力量装上去。

由此两处就能看的出来，四川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无处可去，所谓的天府之国到了清末，实际上连本省人口都养活不了了。而在这样的窘况下，鸦片种植业的兴起，更是进一步打击了四川的粮食产量和棉花产量，四川人的衣食都出现了问题，不过是富裕了一小部分地主而已。

底层平民既然找不到活路，加入会党求得生存也就是必然之理，只不过会党虽然一开始是穷人抱团取暖，但是发展到后面，会党上层也不过是富裕了自己，并不能让底层的会党成员过上什么衣食无缺的生活，因为会党压根就没有解决的办法。

这也是会党一开始喊反清复明，之后又迅速向革命党靠拢的原因。推翻了朝廷，自己当皇帝，自然也就能够重新分配财富了，这点常识他们还是有的。而这也是会党不愿意让外人进入自己地盘的原因，因为外人会分走本地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