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第127节 （2/4）
或者其他人以为是这些山西土财主不懂新式银行的奥妙，才会让一群江浙丝绸商人捡了便宜。但实际上晋商都已经在莫斯科购下了一条街，又怎么不会不了解银行和钱庄、票号的区别呢？
真正的事实在于，江浙丝绸商人背靠上海，身后有各列强的支持，他们并不担忧朝廷会吞没自己的本钱，因为他们的本钱就是从列强银行手中借的。
但是晋商不同，晋商和俄国人之间打交道虽然时间更久，可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本国自己都缺乏资本，需要获得西欧各国资本的注入，自然就更加不可能去扶持晋商的金融资本。相反，俄国人倒是很想把晋商的资本留在俄国，为俄国的商业做出贡献，因此在开办银行这件事上，晋商其实是没有外援的。
凭借着晋商对蒙贸易的垄断，虽然晋商的对俄贸易被现代科技所打败，但好歹还能靠着蒙古人继续吃肉喝酒，因此晋商也就选择了保守主义。
在晋商看来，只要朝廷还在，那么晋商在内外蒙的生意就能维持下去，他们的钱庄、票号也就能够靠着对蒙贸易支持下去，毕竟这是几百年形成的格局了，朝廷各个部门都在这盘生意里有好处，谁能动？谁敢动？
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把太后和皇上都赶出了京城，确实让晋商群体紧张了一阵，不少人加大了对于俄国的投资，也确实有迎接改朝换代的打算，就像大明快完了，咱们就去投大清的故事。不过之后两宫重新回京掌握了朝廷，看起来朝廷的统治反而比庚子前更加巩固了，因此晋商们自然又放松了下来。
但是武汉的兵变给了晋商们一击，这些武汉人起来造朝廷的反，但是却首先革了钱庄和票号的命，汉口银行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清除了汉口钱庄、票号过去的秘密经营原则，迫使这些钱庄的经营必须要在自己的管制下进行运营。
虽然一部分钱庄、票号撤出了汉口市场，钱庄、票号最为反感的就是让外人，特别是官府知道自己的运营模式，因为他们的存款有很大一部分和贪污腐败是分不开的。假如他们把自己的业务开放给官府监督，这就意味着许多贪官压根就不会再和他们发生联系。
比如，钱庄生意最好的一个项目，就是向候补官员提供贷款购买实缺，然后在其上任后提供如何贪污腐败的计划，从而收回贷款，这种项目是能够给官府知道的吗？
因此，对于武汉兵变，晋商实际上比朝廷还要痛恨，一度主动向朝廷借款以平乱，只不过朝廷的兵马实在不能打，他们的这一次投资也就打了水漂了。就在晋商们考虑着这朝廷还能存在多久的时候，俄中战争又爆发，这又堵死了他们向俄国转移财产的时机，也因为这场战争损害到了晋商的对蒙贸易，因此一部分晋商还是支持朝廷的对俄作战的。
但是令晋商失望的事，朝廷还是挡不住俄国人的进攻，反而让武汉就此做大了，原本在南方的武汉势力就此入侵了山西，并借助战争对地方的经济管制的机会，直接把手伸向了对蒙贸易，并在山西推动了土地改革。
1907年正月过后，太谷、祁县、平遥的钱庄、票号股东们齐聚于祁县渠家，就晋商面临的困境向渠家的当家人渠本翘讨个主意。渠家虽然在晋商中发家较晚，渠本翘在商业上也远不及乔致庸这个亮财主出名，但他是进士出身，又崇尚新学，因此在山西教育界相当的出名。
武汉势力进入山西后，许多满清旧员都被清理革职，但渠本翘却因为开办了祁县中学堂而被武汉赏识，令其主持山西教育委员会，以推动全省中小学之建设工作。
乔映霞在渠家待了大半天，借口担忧祖父的病情告辞回家了。回到家中后，他就去拜见了已经卧床不起的祖父乔致庸，89岁的乔致庸今日的气色还不错，见到孙子回来便随口问道：“他们跑去渠家是想做什么呢？”
乔映霞想了想便说道：“不过是想让表叔出头，让那边放他们一马。不过我看，多半成不了。”
乔致庸饶有兴趣的看着孙子问道：“为什么成不了？”
乔映霞不假思索的回道：“我们山西人经商总喜欢围绕着官员打转，只要投注的官员青云直上，那么自家的生意也就能跟着水涨船高。
但是今时已经不同往日，武汉那边提出：要革旧时代地主老爷们的命，成人民共和之新时代。对于官员的贪污舞弊行为尤为痛恨，对于那些整天想要拉官员下水的商人，他们又怎么会有放一马的念头。”
乔致庸先是微笑着点了点头，但很快又摇着头说道：“你说的是表面的道理，那么你知道什么是内里的道理吗？”
乔映霞沉默了好一会，还是摇着头向祖父请教什么是内里的道理。乔致庸这才说道：“内里的道理就是，朝廷自己办不了事，所以需要有给他们办事的人，大家围绕官员打转，其实就是希望让官员上去后挑选自己来办事。
但是武汉那边是不同的，他们自起事以来都是自己在办事，你看看这法国人修正太铁路和英国福公司开采山西煤铁矿产两事，不就是朝廷自己不能修铁路和开矿，所以才让洋人钻了空子么。
我山西人反感的是洋人修铁路和开采煤铁矿产吗？不是，是反感朝廷撇开了自己人，让别人来修山西的铁路，挖山西的煤铁矿。所以武汉人从法国人手中拿回了正太铁路的修建权，从福公司手中拿回了山西煤铁矿开采权，可大家并不以为这是好事。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武汉不是朝廷，他们不需要其他人来给自己办事，他们自己就能把事给办了，那么我山西商人以后还有容身之处吗？所以，大家自然是要反对武汉支持朝廷的。”
乔映霞在脑子里想了想祖父的话，觉得确实是有道理的，不管是分田地或是整理蒙债，实际上都是在清理一部分食利者，这些人除了收田租、收利息之外，基本就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现在武汉不准他们躺着收田租、收利息了，他们怎么能够忍的下去。
不过他很快就对着祖父说道：“朝廷对付不了洋人，洋人对付不了武汉，他们连朝廷都对付不了，难道还能让武汉退让了？”
乔致庸点了点头认同了孙子的看法说道：“所以，他们想要找你表叔出头，其实没啥作用。哪怕你表叔再怎么被人敬重，可想要在这个问题上和武汉对着干，那么下场不会比京中的那些满人王公更体面，这就是武汉想要建立的新时代的根本，不会允许有人和自己唱反调的，我们乔家也确实要换一种活法了。”
乔映霞沉吟了片刻后开口说道：“祖父说的是，今后我们必须要做实事才能活下来，想要拿着土地和票号收租金、利息，恐怕是活不下去的…”
渠本翘的看法也和乔致庸差不多，他拒绝了为这些晋商向武汉方面求情，反而劝说大家要积极的配合武汉所颁发的各项政策，主动的把土地交出来、并清理对蒙债务。
和晋商群体对于武汉推动的土地即边贸政策不满相比，山西及内蒙的农牧民则对这些新政策则是欢迎和支持的。雁北地区的农民就不说了，因为武汉积极的赈灾和击败了俄国军队的入侵，这一地区的民众几乎是毫无疑义的就接受了武汉发布的各项政令。
而口外的察哈尔、绥远地区，一开始还对武汉所代表的汉人武力表现了担忧，因为金丹道起义，该地区的蒙古人对汉人武力都有着一种警惕心理。而金丹道起义的根源，就在于蒙人王公打着民族歧视的旗号对汉人移民进行了残酷的压迫，按照蒙古王公的命令，对于那些擅自砍柴的汉人，一律是处死的，有的甚至是处以虐杀，以震慑汉人移民。
金丹道起义，汉人对蒙人的怨恨发泄到了普通蒙古牧民身上，于是就形成了民族仇杀。这种仇视到了什么程度，李鸿章的淮军虽然是剿灭金丹道农民的主力，但是面对蒙古人对汉人移民的残忍都看不下去了，多次出手阻止蒙古骑队对起义农民进行屠杀。
庚子国耻之后，清政府派遣理藩院尚书衔兵部左侍郎贻谷来绥远督办内蒙西部地区垦务，意图为清政府开拓税源，规定开垦蒙地"押荒一半归蒙，升科地租全归蒙旗"。
实质上就是让朝廷对那些已经开垦的蒙地进行征收押荒金，从而侵占了大批的熟地，并把许多好牧地给圈了起来，这就得罪了蒙汉两族人民。
1905年，乌审旗爆发了独贵龙运动，以海留图为中心，进行抗垦斗争。宣布反对王公出卖土地，拒不缴纳各种赋税等。在这一运动中，既出现了反抗朝廷的主张，也出现了排斥汉人的思想。
毅军驻扎在绥远等地，除了警惕汉人移民之外，也是为了镇压蒙古民众的反抗。武汉接管了雁北、绥远的防务之后，虽然获得了本地汉人移民的亲近，但并没有获得蒙古牧民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