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第127节 （3/4）

不过，随着武汉将大量的生活用品代价输入草原，打破了晋商的垄断，又开始清理垦务和蒙债后，蒙古群众开始逐渐的信任起了武汉所代表的力量。

第453章 徐锡麟的工作

对于从肃反起家的徐锡麟来说，晋商的这些小动作他自然都是一一看在眼里的，只不过当前北方工作的重点是服务于对俄作战和支援北京城内的国会民主运动，对于地方上还没有全面清理旧势力的计划，因此对于北方的地方上的工作主要以谁出头就打击谁的准则，对于那些私下串联但无实际行动的群体，只作关注并不先行打击。

倒不是说徐锡麟经过了南方肃反运动后，在党内同志的不满意见下思想趋向于保守了，而是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方式确实存在一些问题，才会导致党内一些同志无法接受，但他并不认为自己的革命方向是错误的，至少田均一还是支持党的纯洁化运动的么。

他从光复会转向劳工党，就是因为认同了劳工党的革命纲领是正确的。此前他和光复会的同志们在一起只能痛骂满清，对于推翻满清后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几乎没人能够拿出一个确实的蓝图来，大家对于革命的坚持，不在于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在于标榜自己和满人是如何势不两立的。

此种以排满主义为导向的革命道路固然很能刺激青年们的革命情绪，但是在真正落实革命计划时，稍稍讨论一下敌强我弱的形势就会被视为有向满人屈膝的想法了，因此光复会内完全不能讨论现实问题，只能谈如何针对满人的革命行动，越是激进的方案越是代表了革命的前进方向。

光复会确实拿出了不少行动方案，但是光复会出现的叛徒也是最多的，因为光复会只要拉到人就谈革命计划，有的人也许确实对朝廷不满，但还没有做好暴力推翻满清的准备，因此被鼓动参加了光复会时也许会表现的很积极，但是回去之后大多会反悔，最终就会去告密。

这也就造成了光复会内部的同志关系其实很紧张，因为大家都很担心有人会出卖自己，因此动辄就喜欢逼迫新进党员去实施不具备条件的暗杀行动，使其没有回头路可走。有人虽然通过了考验，但并不代表他对逼迫自己的党员不反感，因此光复会内部的派系斗争比同盟会都要厉害。

徐锡麟在武汉待了几个月就脱离光复会加入劳工党，未尝不是对光复会内部的派系斗争感到了厌烦。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劳工党的革命纲领非常的贴近现实，不像光复会那么的偏激和没有实在感。

劳工党虽然也很重视党员的可靠性，但这种可靠性并不是依赖于上下级或老新党员之间的无条件服从来考验的，劳工党对于党员的思想考验是通过对党的纲领的认同与否来完成的。

徐锡麟觉得这点就很好，比几个老党员整天把自己当成了革命的化身，新党员不服从自己就是不认同革命的做法要强的多。

当前劳工党最基本的一条纲领就是推动土地革命以消灭地主阶级，不接受这一条当然就不是同志，就算接受了这一条，如何消灭地主阶级的道路，也很容易就把党内分成了左中右三派。

徐锡麟是主张全面没收地主土地进行无偿分配的，他和田均一等几人一样，虽然家里有着大量土地，但并不认为土地革命需要对地主进行补偿。

田均一有一番话就很说到了他的心里，“所谓给地主以没收土地的补偿，这个补偿谁来出？难道国家有这个钱补偿给地主吗？还不是要求农民和工人来出？

我们假如这样做了，也就意味着我们承认了地主对于土地的私有产权是合理的，否则为什么要给与补偿？既然我们认为土地私有产权是合理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求从地主手中剥夺土地的所有权就是一种掠夺，而不是出于：劳动者创造世界，所以劳动者拥有世界。

我们没收地主土地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土地的私有制，虽然我们现在把土地分给了农民，但并不是为了造就一批小的土地私有者，而是为了让劳动者明白自己才是土地的所有者，土地的公有制是建立在共同劳动而不是国家所有的垄断经营上的。

消灭地主阶级，不是从物理上消灭地主的肉体，而是从生产关系中消灭地主这一食利阶层，将这一食利阶层改造为劳动者。也就是说，过去的地主阶级被改造为劳动者之后，同样拥有公有制经济中属于自己的劳动权利。

而所谓的给与地主阶级以经济补偿，实质上并不是在消灭地主阶级，而是把这一食利阶层通过另外一种形式延续了下去，他们并没有被改造为劳动者，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不彻底，我们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不劳而获的阶层，也就意味着革命迟早会被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者所颠覆。”

徐锡麟是完全认同这番话的，他投身于革命就是为了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否则的话还搞什么革命？这个坛子不能动，那张桌子不能移…这不叫革命，充其量也就是搞搞清洁运动，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是清洁运动，实践已经证明，清洁运动救不了中国，甚至连满人王朝都救不了。

就像田均一和他单独谈话时说的，“我们党内很有一部分党员只想着革别人的命，但坚决反对革自己的命，这样下去党就算推翻了这个满清朝廷，最后建立的也不过是一个劳工党的新王朝，人民依旧看不到解放的希望…”

徐锡麟深以为然，他认为对党的纯洁化运动应当不间断的进行，把那些试图躺在功劳簿上睡觉的老党员时不时的赶下领导岗位接受群众教育，才能够维护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之所以许多党员反对肃反的扩大化，其实就是因为革命革到了党员头上，让他们觉得不舒服了而已。

因此虽然被赶到了北方工作，徐锡麟对于武汉的政治动向还是相当关注的，毕竟北方的工作是不能脱离武汉的支持的，假如武汉的政治方向出了问题，那么北方的政治工作也就会出现问题。

相比之下，蔡锷对于政治上的关心就要稍弱一些，他更加重视国防问题。不过这一次他在武汉和田均一进行了多次的私下交流，最终还是给徐锡麟带回了不少有用的政治理念。

两人在单独的交流中，蔡锷首先代表田均一转达了对于徐锡麟在北方推动的土地革命及清理垦务、蒙债等工作的支持，但很快他就说道：“不过，田均一同志依然是支持民族自决原则的，关于这个问题，他也同林枫同志进行过交流。

林枫同志认为，新的共和国不应当继承满清的法统，否则就会变相的承认了征服者体系是有效的，这就意味着共和国并不能开创出一个真正的属于人民的新时代，而只会成为当前全球殖民体系的一部分。

当本党认同了满清的法统之后，必然会失去领导亚洲人民反抗殖民帝国主义的法理，因为本党已经承认了满清征服中国是有效的。这也同时会激发中国边疆各少数民族通过对满清反抗来完成本民族独立建国的理论，汉族可以反满，难道其他少数民族不能反满吗？所谓汉族继承满清法统，不就是汉人继承了满清对各少数民族的压迫传统吗？

今日之中国正处于有史以来最衰微的时代，中国所面对的外部的敌人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假如汉人自称自己继承了满清之法统，那么就意味着外部敌人可以通过满人入主中国的方式入侵中国，而各国人民是不会对汉人有所同情的。

既然你们选择了征服者的法统，那么自然就该承受武力不足时被入侵的可能性，这就是西方所崇尚的弱肉强食的殖民体系。一边认为满清对各民族的屠杀是民族融合的过程，一边反对外部敌人对本民族的屠杀，这样的双重标准怎么能够服众？

中国之自立必须建立在民族自决之原则之上，因为民族自决原则正是当前世界广大被殖民种族最容易认同的普遍性原则。建立在民族自决原则之上的新中国，才能带领亚非拉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从而最终摆脱本土的被殖民状态。

那么什么是民族自决原则？谁能代表本民族做出自决的选择？这才是劳动党应当认真的去研究的。难道说那些支持满人殖民中国的汉人地主士绅能够代表汉民族做出自决吗？不，只有各民族的劳动者才能决定本民族的未来，对于那些反动的各民族上层人士，要进行彻底的清算，才有民族自决的可能。

比如，满清对于准噶尔部族的屠杀，外喀尔喀蒙古王公和内蒙古王公在这场屠杀事件中的立场，不让蒙古人民做出批判，反而让这些蒙古王公代表蒙古民族来发表什么民族自决的言论，这不叫支持民族自决，这叫对阶级敌人的投降主义。

劳工党应当坚定不移的支持各民族自决，但绝不能让那些反动阶级以民族自决的原则挑动各民族劳动阶级的互相对立，劳工党必须要帮助各民族的劳动阶级对上层阶级进行彻底的清算，并对各民族的劳动者进行阶级教育，从而让他们真正的明白自己的阶级利益所在，这才是真正的民族自决原则。

当然在目前的情况下，各民族的劳动者觉悟还不够，他们还不能完全明白自己的阶级利益是什么。因此我们应当允许一部分愿意改造自己的民族上层人士加入革命的行列，但不能过多的指望他们…”

徐锡麟反复的就民族自决原则的问题和蔡锷进行了沟通，最终他还是接受了蔡锷带回的说法，修正了自己对于民族自决原则的反抗情结。

第454章 突击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