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章 第137节 （3/4）

不过当轮船进入了平静的马六甲海峡后，他终于向林信义问出了自己最为在意的那个问题，“在您离开印度之前的最后一次党的中央会议上，您向党员们提出了几条告诫。我对其中的一条始终充满了疑惑，就是您说：农民不是无产阶级，要和农民结盟，但不能依靠农民。

为何您会有这样的判断？从过去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来看，我们不正是依赖农民的支持才打垮了英国人的围剿和封锁，才能建立起半独立性质的东北三邦的吗？就连您自己都说过，印度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假如得不到农民的支持，那么印度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终于可以站在船头观赏风景的林信义听到这个问题也稍稍认真了起来，假如说之前夏马吉提出的问题都可以从历史中给出答案，那么关于工农联盟的讨论直到21世纪都存在着争论，因此他沉思了许久才认真的对夏马吉做了回答。

“因为农民是小私有者，虽然我们可以在农民内部分出若干阶层：贫苦农民、中农和富农，但是他们的价值观天然和无产阶级是不一致的。

比如，劳动致富就是典型的农民的世界观，因为只有农民可以通过劳动获取更多的土地，从而把自己从贫苦农民上升为中农、富农，乃至地主。但是无产阶级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的，因为无产阶级再怎么劳动也不能把工厂分割成能够归属于自己独立劳动的部分，所以无产阶级追求的是按劳分配。

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共同压迫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中农建立起联盟，甚至连富农、地主都可以暂时达成联合，这种联合不是因为双方的阶级利益达成了一致，而是大家存在着共同的阶级敌人。

当我们面对这一共同的敌人的时候，农民当然会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定盟友，因为支持无产阶级就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一旦共同的敌人被削弱了，无产阶级和小私有者之间的矛盾就会上升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社会，需要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从而满足所有劳动者的需求，但小私有者的目标是劳动致富，什么是劳动致富？不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之后去剥削其他人的劳动吗？

所以，农民是无产阶级的联盟对象，但不是无产阶级的依靠，无产阶级真正能够依靠的只有无产阶级自己…”

林信义在回答夏马吉时，不由想起了后世某个姓温的专家，这位专家主张保证农村的小私有制以作为城市的蓄水池，表面上是给了那些在城里留不下的农民工一个退身之地，其实他就是站在了官僚资本的立场，呼吁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官僚资本和农村小私有者的联盟，以压制城市的无产阶级，只要农村的小私有者还存在，只要劳动致富的价值观还能继续忽悠人，那么城市的无产阶级就永远无法成熟起来。

农民工本质上就不是无产阶级，他们只是在城市打工的小私有者，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试图把这些小私有者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温专家则担心这将造成中国无产阶级势力的大涨，一旦失去了农村小私有者的支持，那么官僚资本主义压根就抵抗不住如此庞大的无产阶级的反抗。这些专家们似乎是在为农民说好话，但实质上不过是在保护私有制，他们并不是担心农民活不下去，而是担心农民失去小私有者身份后，就会加入到无产阶级的反抗中去。

第491章 革命的浪花

八月二十七日，林信义乘坐的轮船抵达了上海太古码头，刚下了轮船就能看到一幢仿佛如同城堡一般四四方方的五层大楼耸立在码头街道的对面，和周边的低矮建筑相比，宛如一只站立在鸡群中的鹤。

当然，之所以这幢大楼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法租界发展的比较缓慢，北面英租界的外滩好位置早就被各大洋行给占领了，所以太古洋行只能被挤到法租界来发展了。当然，和北面英租界外滩的砖混建筑相比，这座太古洋行大楼因为采用了钢管混凝土这种新建筑材料，从而显得更加的气势磅礴。

不过，这些看起来气势不凡的建筑几乎都和中国人无关，只要站在外滩码头瞧一瞧过往行人就会发现，凡是衣冠楚楚昂首挺胸的必定是外国人，似乎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假如不仔细的分辨，那么上海其实和加尔各答没什么区别，租界其实就是加尔各答的白区，华人和印度人一样，都是作为仆佣或苦力的形象出现的，偶尔有那么几个穿着西装的，也不会有什么主人的气度，他们知道这里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当然，和三年前相比上海也并不是毫无变化的，至少现在上海的知识界已经成为了革命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三年前上海只有少数进步知识分子在做自发的反满宣传和传播欧美的自由平等精神，他们只能躲在租界内小心翼翼的阐述自己的主张，租界之外的上海县依然是一潭死水。

但是在今日，租界之外的上海县反而要比租界之内的知识分子更为激进一些，对俄战争的胜利正在刺激中国民众的政治热情，也让他们意识到了朝廷的虚弱，不管是武汉或是北洋都不会把胜利归功于朝廷，相反他们倒是把前期的对俄作战的失利都归咎于满人和满人所掌控的朝廷。

因此，过去那些在满清高压统治下的中国民众，现在也终于敢发出对于朝廷不满的声音了，毕竟现在他们头上有着武汉和北洋两顶大帽子保护着他们，忠诚于满人朝廷的官员正在失去自己的权威性，不仅仅民众在反对他们，就连那些基层的捕快衙役，也开始对他们的命令推三阻四了。

过去满人安置在各地的满城是用来监视地方的耳目和镇压地方的武力，但是现在各地的满城则成为了这些满人的囚笼。江宁和杭州的满城，此前还气势汹汹的表示不服从国会的命令自行拆除满城，但是随着对俄战事的不断获胜，两地的满人就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都宣布不再发给满人粮饷，直到满人交出武器并拆除满城为止。

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的行为不过是顺水推舟，毕竟在武汉军队攻下上乌丁斯克之后，武汉的武力对国内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满人已经不可能再有翻身的机会了，继续抵抗不过是多些人为满人陪葬而已。

两江总督和浙江巡抚之所以会率先表态，因为他们就在长江边上，武汉如果顺流而下，他们是首当其冲，意识到自己肯定挡不住武汉的兵锋，那么先表明自己的立场就成为了关键，至少不能让武汉认为自己是满人的忠臣，否则武汉出兵攻打他们，连本地人都不会支持他们了。

江南地区汉人官员的立场改变，自然也就形成了民间舆论的宽松期，假如说之前是在武汉的逼迫下朝廷放宽了对于舆论的控制，那么现在就是地方官员压根不敢在上面决出胜负之前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于是也就出现了舆论的全面失控。

对于一个在帝国主义经济入侵下小农经济开始破产的地区，激进的言论显然更能赢得民众的呼应，毕竟对一个看不到明天的人来说，他想要知道的是明天该怎么办，而不是该如何维持现状，毕竟现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对俄作战的胜利更是进一步刺激了激进派的情绪，让更多看不到出路的人觉得，革命要比维持这个朝廷强的多，革命之后的武汉能够打败俄国人，而朝廷只会割地赔款让大家成为洋人的奴隶。

反满和革命，在这一刻就联系的非常牢固了，同盟会的影响力开始在南方迅速上升，毕竟就革命的具体政策来看，同盟会要比劳工党更为激进。哪怕是一个外国人，此刻来到上海待上几天也能感受到，上海民众的革命情绪已经快要达到顶点了。

29日，林信义坐上了武汉长江航运公司的轮船前往武汉，就在前一天北方又传来了一个新的消息，俄军放弃了四平到长春的防线，开始向哈尔滨撤退。

俄军与其说是撤退，倒不如说是逃亡，试图把战线稳定在四平一带的库罗帕特金，突然发现中国军队在长春东西两侧集结了起来，显然中国人正试图夺取长春把他们围困在长春和四平之间。到了这个时候，俄军已经完全失去了作战的士气，驻守在长春的俄军首先跑路了，紧接着公主岭的俄军也开始逃亡了，接下来四平这里的俄军也就不肯继续坚守了。

哪怕是库罗帕特金自己直属的部队，这一刻也不肯跟着他继续为全军断后了，毕竟之前大家都认为只要脱离了和中日两军的接触自己就安全了，在这种认知下库罗帕特金还能指挥得动下面的部队。可是现在西伯利亚铁路线被切断的消息传来，大家都清楚自己已经失去了欧洲的支援，现在能坚持下去才能活到战争结束，被中日军队围困起来，显然是不能坚持的。

长春、公主岭、四平一带的物资并不充裕，还有一些物资储备的是哈尔滨，因此要是被中日军队切断了和哈尔滨的联系，那么近三十万军队能坚持一个月都是好的了。哈尔滨虽然还有二十多万军队，但是面对日军的进攻，压根分不出力量来解救他们，因此谁能从这个包围圈逃出去，谁就能多活上一段时间，这就是逃亡的俄军部队的想法。

俄军的这种崩溃，对于中日两军来说也是极为意外的，虽然傅慈祥坚持要对长春施加压力，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并无能力攻下长春，因为物资补给不足，他想要的不过是给长春俄军施加压力，从而让俄军在四平等地的防线露出破绽而已。

但是，谁也没有预料到俄军官兵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到达了极限，长春受到攻击的风险使得俄军官兵终于崩溃，此时包括库罗帕特金在内的俄军将领都不能阻止四平俄军的溃逃了，因此满洲的战事进一步向中日倾斜了，这一仗至少有十五万左右的俄军被中日围困放下了武器。

于是到了八月底，俄军在满洲只剩下了两个支点，一个是旅顺口要塞，一个是哈尔滨。不管怎么看，远东的俄军都失去了翻盘能力，他们现在能够期待的，是彼得堡尽快和中日达成和平协议，从而免除被迫投降的羞辱。

9月2日清晨，林信义乘坐的船只抵达了汉口码头，码头上微微起雾，不过空气倒是很清醒。当他走上码头时，田均一已经大步走上来和他热烈的拥抱欢迎道：“辛苦你了，林枫同志。没有你们在西藏和印度的努力，就不能给我们争取到革命发展的机会…”

在田均一身后的是陈天华等中央委员，林信义一一和这些委员打过招呼，这才对着田均一说道：“要不是你们做的如此出色，我们在印度可坚持不下去。

说到底，我们只是牵制了英国人的一部分力量，而你们的努力才使得英国人不敢拿大英帝国的国运来赌。所以说，亚洲革命是互相支援、互相成长的，试图以一国的力量去对抗已经成型的世界殖民体系，这不仅是愚蠢的，也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